广西华商会会长肖开宁简介

肖开宁先生出身于一个马来西亚归侨教育世家，北京体育大学教育学学士，中欧国际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1992年获副教授职称，2005年受聘为广西大学客座教授。     

瑞典在华企业的发展，是人才需求的促动力——访中国瑞典商会主席何墨池

瑞典人何墨池(Mats·Harborn),是个精明能干、中文颇好的中国通.他和中国有着20多年不浅的缘分.1985年,何墨池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时,就毛遂自荐,兼任了瑞典斯堪尼亚公司的中国代表.毕业后,他正式上任干了几年.此后,他又回到瑞典企业工作,做过瑞典商业银行驻中国首代、瑞典驻华使馆的商务顾问,直至2003年,斯堪尼亚公司在北京重建办事处时,何墨池再度受邀,担当了公司驻华首代,并出任中国瑞典商会主席.这20年,他成为一位瑞典企业在华发展的亲历和见证人.     

温说新语

"回来头一天夜里我想了很多,失眠了。‘青山’是从温州起步,再走向国际的企业,如果回温,我想应该不仅仅是带回几个项目,那样作用有限。我希望签订的项目能带动产业发展,帮助温州解决一些切实的问题。""在外面做得再大,还是想回来。最主要原因:我是一个温州人"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双重博弈与伙伴相依

我国学术界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研究,可以概括为:研究方法渐次深入,研究角度各具特色,理论框架业已形成,理论共识基本达成。进一步研究表明:政府与市场的博弈展开为政府干预派与市场自由派、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之间的“双重博弈”;“合作伙伴”的理念体现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新型关系;培育商会是政府与市场之间新型伙伴关系建构的组织保证与现实路径。     

论商会的性质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会作为非政府组织的重要形式,其地位和作用日渐突出。而法律对商会性质的界定直接关系到商会本身的组织结构和职能作用,进而影响到商事活动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发达国家立法皆将商会定性为非营利性法人组织,并充分发挥其社会中介职能。我国商会的性质应定性为社团法人组织。     

论近代商人参与抵制洋货遭遇的困境

在近代中国抵制洋货运动中,商人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商人参加抵货运动之后,由于遭受经济损失而普遍面临严重困境,并且始终得不到社会各界的体谅与帮助,只能苦苦挣扎寻求自救,寄希望于商会采取“疏通”方式缓解经济压力,却又被视为破坏抵货运动的“奸商”,使其处境十分艰难,成为导致抵货运动难以长久坚持的重要原因之一。     

后援建时代福建企业在彭州的发展现状与思考——对“闽彭合作”现状的调研与思考

汶川大地震,使得与汶川同处龙门山脉的彭州市成为十大极重灾区之一。远在东海之滨的福建,千里驰援,重建灾区。在后援建时代来临之际,福建援建的彭州企业发展状况良好,福建商会在此过程中亦起了不可磨灭的引导作用。闽彭经济合作已取得丰硕的成果。福建援建的彭州经济欣欣向荣、形势大好,但在发展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用工困难、缺乏媒体的跟踪报道、能源供应、行政区位因素、交通制约、政策扶持等等经济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都亟待解决。     

清末民初商会在商标纠纷调处中的居间作用——以苏州总商会为样本

清末民初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建立,各地商会在商事纠纷的解决中发挥了一定的居间作用,对于当时中国商标法制的发展和商标纠纷的解决有积极意义。但社会商标意识的淡薄限制了商会调处作用的发挥,商会成员的绅商属性削弱了商会对商标纠纷的调处效果。     

官商纠葛:以1930年代广州市电力公司商办权争夺为中心

清末英商创办的广州市电力公司,历经外资、官商合办到商办的过程。1932年7月9日由于各种因素被广州市政府收归市营。政府的强制接管行为,引起海内外同业、商会、社团等的广泛反对与共同声讨,并支持电力公司收回商办权。此后数年,官商之间展开以争夺电力公司举办权的博弈。尽管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将其发还商办,但是地方政府并未践行,电力公司命仍由官办。其背后涉及到民营公用事业的商办权的合法保障性问题,抑或是变动政局中如何维护正常的商业秩序,体现了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利的博弈,官商之间的隔阂,从而凸显了双方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     

商会与审判机构:清末民初商事纠纷调解关系考

清末民初时期的商会调解主要有官批民调和邀请调解两种基本模型,官批民调是在传统民间调解和官府调解之外生成的一种特殊的调解形式,其包含了官府(审判机构)和民间在纠纷处理上的互动,呈现出半官半民属性,邀请调解同样蕴含了官方与民间的互动合作关系,但二者在主导方式和调解程序方面存在明显差异。通过历史考证得知,促成官商(会)互动合作的主要因素有:调解偏好的社会治理结构与理念为官商(会)互动提供了前提条件;重刑轻民的司法体制为官商(会)互动提供了切入机会;商会调解优势为官商(会)互动提供了现实基础;统治压力驱动下的振商运动是推动官商(会)互动向制度化方向发展的直接因素。清末民初商会与审判机构互动的制度创设和实践样态,可为当前的法院与商会联动调解实践提供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