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收入分配机制运行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收入分配问题是现阶段各国政府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美国在初次分配领域借助政府力量惩治垄断行为、保护劳动者权益;在再分配领域充分发挥税收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作用;在第三次分配中注重社会力量和慈善组织的调节作用。这些做法对我国收入分配机制的运行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我国应明确政府在收入分配机制运行中的角色和作用,营造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制度和法律环境,进一步完善税收和社会保障体系,加大教育投入,提升劳动者素质。这样做必将对缩小我国日益加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改善和保障民生产生积极的作用和影响。     

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的分配正义

当前,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收入差距过大、财富过于集中的问题,根本原因是自由市场秩序在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方面出现了失灵状态.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缩小贫富差距,必须涉及到分配正义原则适用的问题.西方学者关于分配正义原则的争论焦点在于要不要采取再分配政策,笔者认为放任的自由市场经济必然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分配正义应该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采取合适的再分配政策.     

农户农业收入差异视角下 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效果评估

近年来,随着财政农业农村支出持续增加,中央基建投资继续向小型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倾斜,我国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水平不断提高。通过对河南、宁夏、陕西3省1 434户农户实地调查表明,农民对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效果评价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这一结果与不同农户间农业收入差异有密切关系。通过采用有序Logit模型,基于1 434户微观农户数据,探析不同农业收入水平农户关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效果的评价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户需求是否满足、与邻村比较情况、农田水利设施灌溉的便利性及其维护管理情况是影响不同农业收入差异农户评价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效果的关键因素。农户性别、子女是否上学、近五年供给变化情况、水利管理部门重视程度、灌溉用水价格对部分农业收入差异组农户评价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效果影响也较显著。从进一步提升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水平、加强基层水利管理部门职能转变、完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监管机制和农户需求表达机制四个方面提出了建议。     

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影响因素分析

以江苏省为例,在掌握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主要特征的基础上,探索制约其增长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从规模来看,江苏省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呈现逐年增加趋势,且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但区域差异正在逐步缩小。从结构来看,土地流转收入增长迅速,土地征收补偿收入占比逐渐降低。从影响因素来看,以财产权制度和市场化制度为代表的制度性障碍是制约当前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增长的最主要因素;外来资本对农村土地的需求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土地价值增长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获取。最后基于创造条件增加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视角提出:完善财产权制度设计、提高市场化制度水平、注重外来资本适当引进、提高地区农地产出效益等治理对策。     

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空间矛盾与社会后果:从一个建筑工人家庭的日常经验出发

运用2010-2013年期间收集的农民工口述历史以及田野研究的资料,从劳动力再生产的理论框架出发,尝试跨越城市和农村两大社会空间,完整地呈现一个建筑工人及其家庭的日常与长期再生产的经验与过程,旨在以微观的个人经验对宏观的城乡发展论述进行批判与反思。研究发现,农民工劳动与再生产的空间矛盾体现在:农民工的劳动力使用与最小化的日常劳动力再生产发生在城市空间,而长期劳动力再生产则主要由城市打工收入支持并在农村空间进行。而在城市扩张和经济发展的双重力量作用之下,土地逐渐失去了承担农民长期劳动力再生产的功能,农村社会的根基亦逐渐变得脆弱不堪,而对城市打工收入的严重依赖反过来更加强化了家庭再生产的内在冲突和农村社会的衰败。     

家庭债务对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间关系的 调节效应：2004—2012

采用2004—2012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构建主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验证了收入不平等对消费不平等影响的主效应,以及家庭债务等变量对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来看,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收入不平等程度低于消费不平等程度。家庭债务对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具有较强的调节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之间的差距;从区域层面来看,高债务地区的收入不平等低于消费不平等,低债务地区的收入不平等高于消费不平等。     

基于经济伦理学视角的房价波动收入分配效应分析

近年来房地产价格上涨与收入差距的扩大几乎同步发生。利用2002—2011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房地产价格波动拉大了我国的收入差距,房地产市场收入分配不均的状况违背了经济伦理学中的公平正义、义利皆重、社会责任等原则。中央政府积极进行宏观调控弱化房价波动收入分配效应,而地方政府对房价下降的过度干预取代了市场自身调节作用,以行政伦理代替了经济伦理。各级政府应完善房价波动收入分配效应的伦理机制,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制度的作用,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讲好红色故事 助力旅游发展——原中央苏区红色旅游联盟第六次联席会议嘉宾谈红色旅游

自2004年中央号召发展红色旅游以来已10周年。红色旅游以其回顾性、学习性、故事性、参与性和体验性等特点,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笔者在原中央苏区红色旅游联盟第六次联席会议上了解到,10年来,全国红色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33.46亿人次,年接待游客人数由2004年的1.4亿人次增长至2013年的7.866亿人次。2014年,我省红色旅游接待游客量预计达4950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0%;红色旅游综合收入近68亿元,比上年增长13%。"爱国主义教育意义重大,而     

流动人口的自营性收入不平等与工资性收入不平等

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子样本数据以及2012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研究了各可观测因素对自营者和受雇者收入分布的解释能力存在何种差异,及其在2005-2012年间所发生的变化.考虑到就业方式选择的内生性问题,文章首先采用转换回归模型对自营者和受雇者的收入方程进行了估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根据基于回归分析的分解分析方法,利用Shapley分解过程对自营者收入的Gini系数和受雇者收入的Gini系数分别进行了分解分析.结果显示,对于流动人口而言,收入分配过程中的制度性障碍正在减少.     

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及其代际差异

运用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分析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并比较不同代际的差异性.研究发现:(1)大多数流动人口感觉生活幸福,与户籍人口的幸福体验没有显著差异.新生代流动人口正值追求梦想、自我实现的黄金时期,他们对幸福的积极体验明显高于老一代流动人口.(2)经济诉求、权利保障和公平正义构成了流动人口追求幸福的实质内涵.社会融合因素的影响效应甚微,城乡差距的曝光度和城市固有的社会歧视导致流动人口产生强烈的剥夺感和不幸感.(3)教育程度、经济收入和权利保障因素对不同代际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差异.基于此,在政策层面,提高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需要立足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元面向,关注群体内部分化,针对不同需求层次,构建差异化的幸福建设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