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政府治理变革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官僚制的传统政府治理范式逐渐失效,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也推动着各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在中国,封建社会传统“家天下”的治理模式和儒家等级思想导致社会缺乏民主的基础,“全能型政府”制约了公民社会的发展,从而阻碍了政府治理变革的进程,以后工业文明为基础的治理模式也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因此,需要经济、行政和政治体制改革相互配合,进一步培育社会力量,构建“政府主导-官民协同”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建立“管理-服务型政府”和“强政府-大社会”的治理结构,以逐步实现善治。     

论特别行政区制度的“治理转向”

治理概念的出现顺应了国家管理体制法治化和民主化的趋势。治理理论在特别行政区制度论域同样具有适用性。以特别行政区制度为框架的特别行政区治理,既是特别行政区的地方治理,又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行政区制度的治理转向增进了国家治理的法治、民主和合法性,特别行政区治理正朝着善治的方向变革。     

社会管理创新语境下的死刑问题思考

“社会管理创新”重大命题的提出,为死刑制度改革提供了历史机遇.死刑不仅是一种刑罚方法,更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管理手段.从符合“善治”目标,避免死刑消极效果,正确看待死刑化解社会矛盾功能等方面的要求出发,在社会管理创新语境中,死刑制度必须进行改革创新.学界应当抓住社会管理创新契机,遵循司法限制到立法减少的路径,积极、渐进推进中国死刑制度改革.     

善治：自由与秩序的张力

德治和法治都是以人为实现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或社会和谐之手段的社会治理模式,因而可能成为约束或限制人类自身发展的桎梏。善治不是以＂治＂人为最终目的,而是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最终目的,保证人类自身不在物质繁荣的过程中被异化为工具。善治在个体自由的离心力与社会秩序的向心力之间寻求一种动态的平衡,以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为基本保障,以人的道德自觉与向善追求为主要特征。     

寻求社会资本与治理的良性互动

社会资本理论和治理理论都是为因应信息化、全球化而兴起的理论。社会资本关注的焦点是在人们交往过程中产生的社会信任、社会行动、社会规范、社会权威、互惠合作等网络基础之上的社会关系。而治理就是通过协商合作、交流互动、结成伙伴、相互认同和共同目标等方式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社会资本和治理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关系。社会资本是实现治理的重要前提和基础,而良好的治理又是社会资本的一种提升途径。社会资本与治理的良性互动有助于社会资本的培育和善治的实现,进而形成和谐的社会。     

论全球治理与国际法

无论是在全球治理的理论分析上还是国际法学的研究中,准确理解全球治理与国际法的关系,都是一个亟需解决的基础性问题.全球治理必须在国际法的原则与强行法的约束下进行,而具体的国际法律制度则成为特定领域的全球治理的主要工具.国际法在全球治理中所发挥的具体作用是推动全球治理走向“善治”,并维护治理过程中的“公正”或“正义”.全球治理不仅引发国际法规模的扩张,也促使其向“良法”转型.国际法与全球治理之间将有着一个漫长的互动过程,表现为一种相互依赖的正相关关系.     

善治视野下的政府责任探析

善治是公共治理的理想状态和终级目标,其基本要素有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性和有效性.善治目标规定了各治理主体的具体责任,特别强调了政府要在其所掌握的公共权威运行范围内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包括政治责任、法律责任、行政责任、道德责任等.善治视野下实现政府责任的途径主要有树立有限责任政府理念,健全和完善政府公职人员问责制,完善绩效评估奖惩机制和政府责任自律机制.     

探寻社区善治之路——访成都市锦江区爱有戏社区文化发展中心主任刘飞

记者：“爱有戏”2009年开始从公益戏剧进入社区发展领域,如今已取得了不小的成就,请问这样做的初衷是什么？ 刘飞：2009年之前,我们做公益戏剧、公益影片,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倡导更多的人来关注公益领域、了解公益知识。进入社区发展领域与当时做一部留守儿童的电影有关,片子拍摄于邛崃镇,片名叫《最好的未来》,当时全是志愿者参与。     

传统文化视阈下的善治及其与德治、法治之异同

近年来,关于善政、善治的话题引人关注。基于当前较为严重的官本位、腐败及某些不和谐因素,此话题无疑不是无的放矢。本文仅以传统文化的视阈对善政、善治概念作一简要分析,并就现代条件下德治和法治的异同略作思考,以供参考。     

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中多元参与机制构建研究

"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社会进入转型关键时期我国政府面临的重要任务和主要目标,对于缓和社会现有矛盾和维护社会稳定至关重要。但长期以来"政府独家提供"造成基本公共服务所需资金严重不足,供给效率低下,地区、城乡、群体之间差距较大。究其原因,主要是政府角色定位不明确、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市场参与力量不够;各类社会组织作用发挥不充分;公民自身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因此,依据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同属性和类别,构建政府主导;市场、社会、公民自身等主体的多元参与机制,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