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区域一体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基于长江三角洲数据的实证

文章基于长江三角洲2011—2021年的统计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区域一体化对共同富裕及其不同维度的影响，并探究区域一体化是否具有中介效应。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区域一体化对共同富裕均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区域一体化对共同富裕发展性、共享性、可持续性三个维度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数字经济既能直接促进共同富裕，也能通过区域一体化对共同富裕产生积极促进作用。     

产业异质性、金融开放与创新能力——基于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

基于我国的专利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金融开放对产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开放总体上提升了我国的产业创新能力。机制检验表明，金融开放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产业内部竞争、推动技术溢出的方式提升产业创新能力。金融开放对产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效果在产业层面具有异质性，相对于第一产业，金融开放对第二、第三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建筑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具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针对高资本要素密集度、高技术要素密集度、高风险的产业，金融开放的创新效应更加明显。     

技术采用与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估计

文章尝试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估计中考虑技术采用异质性，利用基于固定效应的有限混合模型，解决企业TFP估计中的内生性和异质性问题。该方法从条件极大似然视角出发，将固定效应与有限混合模型有机结合，应用机器学习中的EM算法，在完成对企业TFP估计的同时，实现对企业技术采用类型的识别。将该方法应用于1998-2014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发现行业内存在2-5种技术采用类型，技术采用对企业TFP影响幅度在20%左右，样本期内各行业中高技术采用企业所占比例逐步上升。分行业看，高技术采用企业TFP水平较低，但增长率较高，低技术采用企业TFP较高，但增长率较低；分所有制看，国有企业并不一定是相对低效的，其效率的改进更多来源于低技术企业的技术升级；分区域看，样本期末东部发展相对较慢，主要是其他地区低技术采用企业技术升级造成的。由此看出，基于技术采用异质性对TFP进行测算，有助于高质量发展主题下更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政策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响应面法的节段预制混凝土T型梁抗剪性能分析

近几年经济形势复杂，新冠疫情的爆发给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影响，如何达到“稳就业”这一问题再次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以2012—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分析税收负担对企业劳动雇佣所产生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税收负担对企业劳动雇佣规模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基于产权性质、要素密集度和企业规模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税收负担对非国有企业、中小规模、技术密集型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劳动雇佣均存在负向影响；而对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劳动雇佣未产生显著影响。因此，为了缓解就业压力，政府除了要继续落实各种减税政策外，还应结合企业产权性质、要素密集度和企业规模等特点实施有差别的减税措施。     

具有共享产出固定和约束的DEA两阶段效率评价方法研究

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是组织绩效评价的重要方法。传统的数据包络分析方法都假设所有决策单元的产出水平可以自由调整，但在许多管理实践中都普遍存在着产出固定和的约束，这使得决策单元间产出水平的调整不再满足独立性假设。虽然考虑产出固定和约束的效率评价方法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网络生产结构下具有产出固定和约束的效率评价方法研究仍较缺乏。有鉴于此，本文考虑了具有共享产出的两阶段生产结构，并建立了满足共享产出固定和约束的两阶段效率评价模型与子阶段效率分解模型。最后，本文运用碳达峰政策背景下我国30个省级地区能源生产-能源利用的实证数据进行了方法验证。     

基于“硬件/软件”平台产品性能改进的定价策略与激励合同研究

构建了一个“硬件/软件”平台，平台一边是互补内容或服务的提供商，一边是购买平台产品和内容的最终消费者。在刻画平台产品和内容之间互补网络效应的基础上，考虑平台产品性能改进，运用博弈论方法，揭示了平台产品定价、内容定价、平台收费及平台产品性能水平决策的内在机理，并进一步探索了优化平台产品性能的激励合同设计。研究结果表明：(1)在一定条件下平台产品可以亏本销售，但内容必须具有盈利性。(2)互补性网络效应越强、平台产品性能改进效率越高或敏感系数越小将促使平台提高产品性能并制定更高的平台接入费，同时内容价格也会提高。但平台产品性能水平与其价格的变化并不总是保持一致。(3)数量折扣和固定转移支付合同的组合合同可以实现双边市场系统的协调并进一步优化平台产品性能水平，且当固定转移费用在一定范围内时，实现平台和内容提供商利润的帕累托改进。     

人工智能如何影响进出口贸易——基于国家层面数据的实证检验

人工智能加速了新一轮产业革命进程，其是否会引发制造业回流，进而对世界贸易格局产生重要影响，成为当前值得关注的热点问题。基于中国和32个OECD国家2005-2018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固定面板模型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对进出口贸易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稳健性分析中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发现作用效果存在明显时滞性。进一步，以外商直接投资和科技创新水平作为门槛变量，借助面板门槛模型发现，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以及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人工智能对进出口贸易的积极影响也会进一步扩大，但不同门槛区间影响效果存在差异。     

外资进入影响农村劳动力收入的途径:提高工资率抑或延长工作时间

区分外资进入通过工资率途径与工作时间途径对农村劳动力收入的影响，有助于理解外资进入的福利含义和加强工时监管的实际效果。基于企业固定雇用成本视角阐释了外资进入影响农村劳动力收入的内在机制，并采用2013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检验了外资进入通过前述两种途径对我国农村劳动力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外资进入有助于提升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收入水平，且对工资率与工作时间均有正向影响。其中，增加年工作月数以延长工作时间是外资进入促进农村劳动力收入增长的重要途径，这与外资进入主要通过提高工资率促进城镇劳动力收入增长形成了对比。异质性分析发现，受外资进入影响，雇用型就业、无劳动保障、单位规模小、流动性强、就业保护弱地区的农村劳动力更可能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提升收入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外资进入有助于推动农村劳动力将土地转包出去，并从事本地雇用型工作、非农业生产经营性活动或长期在外务工。因此，应坚持将引进外资作为我国实现劳动力充分就业的重要举措，持续推动降低企业固定雇用成本，促进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实现稳定非农就业和收入增长。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文章从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双重视角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基于2013—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二者之间的影响关系。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的影响均为“倒U”型；在区域异质性方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对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负，但是对于中部地区而言，这种作用效果却恰好相反；门槛效应显示，城镇化、受教育程度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存在不同效果的门槛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