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集团、政府类型与经济繁荣——奥尔森国家理论解读

奥尔森从集体行动的角度出发,认为国家和政府的兴起并非由于社会成员任何形式的契约协定或自愿交易,而是强权者理性且自私的产物。保护产权和契约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也是出于统治者自利的刺激和需求。为防止统治者或利益集团侵犯个人权利和过度掠夺社会财富,一是需要稳固的民主体制,二是需要建立“强化市场型政府”,这是促进经济增长和保障国家繁荣的政治条件。     

智库建设与文化安全问题研究

本文在对地方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等智库机构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职责和作用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视角,对智库建设中进一步强化国家文化安全的必要性和如何在智库建设中不断强化国家文化安全研究进行了初步的探析.从理论研究、外部经验、政策研究等方面,对智库建设进一步开展加强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研究提供了建议.     

“启蒙”、“革命”与民族主义

"启蒙"与"革命",作为现代中国历史演进中两种相互关联而对立的概念,是在1980年代新启蒙话语中得到强化的."启蒙",就是"去掉蒙昧,教人明白"[1],其价值论是欧洲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的人文指标,如理性、人道主义、个人主义等;其目的论,援引五四的概念,就是"立人".而"革命",举凡20世纪中国的若干革命,无论民主革命、20年代国民革命、40年代新民主主义革命,或是50至70年代社会主义革命,其手段主要是暴力,而其目的,无一不是建立主权独立、强大而堪与世界列强抗衡的民族国家.     

悖论与困境——以《少年中国说》和《呐喊·自序》为中心

1984年,福柯在检讨西方知识界对启蒙的检讨和反思时指出,只有拒绝对"启蒙"的"敲诈",现代哲学才能真正面对启蒙提出的问题,推进我们反思自身与现在的关系.福柯这里所说的对"启蒙"的"敲诈",指的是那种设法确定"启蒙"中可能有的好的或者坏的因素之后,把这些有限的历史片段当作根据,强迫我们必须在反对,或者接受启蒙之间做出选择的行为[1].     

中国价格竞争力测度研究

文聿通过回顾国家竞争力概念的发展,对竞争力不同测度方法进行比较.在严格区分ULC测度的国家竞争力之成本含义与分配含义的基础上,重点测度中国国际竞争力状态及其变化趋势,并就此展开国际比较.最终,得出若干基本结论.     

对我国国家卫生帐户核算体系调整的探讨

国家卫生帐户(NHA)可以从不同的层次和角度分析和测算一国的卫生总费用.但目前由于测算口径不同,导致各国卫生总费用的测算结果缺乏国际比较性.针对这一状况,文章对国家卫生帐户及相应项目的调整作了探讨.     

现代国家构建与乡镇政府改革

乡镇政府改革是政府改革实践的一部分,也是理论研究的热点之一。作者以现代国家构建理论为视角,结合中国现代国家构建这一历史任务,以及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特点,把乡镇政府的改革放在现代国家构建这一过程中,提出乡镇政府改革应该以调整乡镇政府、乡镇市场和乡镇社会的关系作为改革重点。     

论国家哲学的内涵、生成方式及其功能

国家哲学作为一个国家发展的基本方式,内涵非常丰富,不仅要从历史规律的必然性上阐释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而且要从道义的准则上对其加以评判,是一种具有行动取向的理论体系,是通过上层建筑方式表现出来的反映统治阶级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社会发展(革命)学说。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国家哲学的渊源,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其渊源也不尽相同。国家哲学以革命、选择和决定等方式生成,在实践中发挥着指引功能、论证和评价功能、预测和教育功能等。     

论出版全球化和国家文化安全的互动与制衡

本文在界定出版全球化和国家文化安全的内涵和缘起的基础上,从经济运行、政治战略,以及各社会要素相互作用等角度分析了二者之间的互动与制衡,以期为进一步研究协调和促进出版全球化和国家文化安全良性发展的路径提供参考。     

国家典礼、民间仪式与社会记忆——全国奉安纪念与孙中山符号的建构

1929年6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举行了奉安大典,即孙中山灵榇由北平移葬南京紫金山仪式.这是一场由国家与民间共同操演完成、影响波及各地的全国性纪念仪式.期间,国民党全面掌控仪式的组织、宣传与动员,使奉安大典成为宣传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场域.一些地方政府还征用部分民间仪式资源,使民众更易接受与记忆.全国性奉安大典仪式展示了国民党领导的新生国家权力已经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国家意识形态得到有效宣传,孙中山符号得以建构,而国家权力在奉安大典的操演中也实现了神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