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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
安东强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7(2):39-45
北伐前后,国民政府的实际控制范围由一省扩展至全国。在此期间成立的教育行政委员会,不仅影响到其后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央教育行政制度,而且凸显出国民政府派系纷争与政局变动的复杂进程。因此,爬梳与澄清广州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成立与北迁的史实,有助于深入了解与把握北伐前后纷繁复杂的历史本相。 相似文献
592.
1935年9月至1936年底,日本外务省和关东军向国民政府要求两国在华北实施“共同防共”。本文探讨了日本要求与中国实施华北“共同防共”的真实意图,重点分析了国民政府针对日本要求的“共同防共”所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认为:日本之所以要与中国实施华北“共同防共”,是想以“共同防共”为借口,推动华北“自治”的实现和阻止国民政府中央军北上;同时还想以此诱导中日结盟,隔断中苏联系,阻止红军向华北发展。针对日本的这些意图,国民政府一方面拒绝实施“共同防共”,另一方面加强了与苏联的沟通和联系,并相机控制绥远。此外,在对共产党和红军实行武力围剿的同时,也将以政治手段解决共产党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这些政策措施说明西安事变前国民政府因华北“共同防共”问题的提出,对苏政策、对共产党政策和对日政策都出现了值得重视的变化。 相似文献
593.
594.
胡悦晗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1(4):60-65
战后国民政府对武汉工会进行了全面整改。整改措施方面,政府以指定领导人的方式把政府工会打造为忠实拥趸,对产、职业工会的结构划分采取了横向行政区划与纵向层级管理两种方式。整改变化方面,体现为工会领导层面的专业化、党员化与扩充化以及会员数量有意精简的特点。整改措施与整改变化均体现出国民政府威权统治与现代化导向的专业管理两种原则的叠合交错。整改中出现的“身份认定”问题使得部分具有双重身份的人能够利用党政双方的意见分歧,上下其手,为社会稳定埋下隐患,也加速了专制政权的溃败;“边界明晰”问题的持续存在则说明权责明确这一整改目标与战后整改现实之间的距离。 相似文献
595.
596.
597.
598.
抗战时期,为了发展大后方的经济和建立较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在重庆的国民政府高度重视标准化事业建设。它从人力、财力和物力、政策层面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推动了大后方标准化事业的发展。工业标准委员会、全国度量衡局作为其专门机构也积极投身于大后方标准化事业的发展,推动了大后方工农业的发展,为建立现代工业体系作出了贡献;但国民党也有借标准化打击民族资本,发展官僚资本的倾向。 相似文献
599.
国民政府初期,湖南财政支出中党务、军政各费所占份额极大,教育费、建设费、农矿工商费等一些属于实业性的费用较少,实业建设不受重视;而财政收入以田赋附加及“其它收入”为主要来源,足见当时湖南苛捐杂税繁重、民不聊生。这两大明显特征可略见当时政治腐败之一斑。 相似文献
600.
朱季康 《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23,(4):100-111+124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政府宏观教育政策、教育制度的更新环境下,扬州各县近代新式学校的发展势头得到了延续。扬州各县教育经费在制度保障下不断增加,提升了各个学校的办学条件。课程、教材出现新的变化,教学方法也日新月异。虽然仍面临着很多困难,但其进步也很明显。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