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时期湖北公产的支配与使用

国民政府时期,各地社会重构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均需款甚亟。湖北省政府在财政困顿的常态背景下,将公产的支配和使用作为缓解财政拮据的重要举措。政府通过抵押公产获取银行贷款,依规竞标发租优质公产,公开招标变卖破旧公产,为重建社会经济秩序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然而,囿于公产管理机构缺少强制执行权,加之部分公务机关和个人对公产的强行占用,政府机构支配、使用公产的两难状态和尴尬处境随之凸显。     

国民政府早期省制之变革——以《省政府组织法》颁布修订为中心的考察(1925—1931)

国民政府省制变革是近代中国省制变革的重要阶段。1925—1931年间，经历广州(武汉)国民政府对省制的初步探索、南京国民政府初建时期和进入训政时期对省制的修订。广州(武汉)国民政府的省制颁布修订主由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左派来推行；而南京国民政府则依靠胡汉民派和蒋介石派，国民党其他派系也参与其中为自身争权谋利。政治派别在推行其主张时不同程度上都要依靠军事实力派来作为其后盾，而蒋派主要依靠自身军事实力。1932年前省制相关法律的颁布修订，集中在央地权力关系和省政府内部权力配置两方面，对省政府权力、省与中央关系、内部机构设置、职能运行和省区区划规定得越来越精确和细致，但同时也产生许多新问题。     

论云贵战时手工业的兴起及其畸形繁荣

云贵近代手工业经历了洋纱入滇黔以易鸦片的双向贸易，战时手工业畸形繁荣以及战后解放战争时的恢复正常三个阶段。其中，1851年机制洋纱入滇黔以易鸦片的双向贸易是云贵近代手工业兴起的标志，1935年国民政府结束西南军阀并颁布禁烟令则使其战时手工业得以萌芽，而正式兴起则始于1938年厉行严种、严禁、严运的禁烟运动。在战时手工业萌芽及其兴起过程中，政治、经济、军事等需要的战略转移是国民政府加强其生产的重要原因；战时云贵食粮基本仍可“自给有余”,是基于战争和经济建设所需丰富的矿产，复兴民族根据地的需要和交通中枢的战略位置等重要条件。随着全国抗战局势的不断加剧，云贵战时大后方战略位置渐趋凸显。特别是1938年东中部城市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进一步加强了对云贵的政治和工业化建设，并在严禁、严运、严吸鸦片的同时，中断了云贵洋纱以易鸦片的双向贸易，开启了云贵战时手工业历程。在战时的机器生产大背景下，云贵地区相对落后的手工业重新发展起来，其在推动云贵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使贵州“工业建设方始萌芽”,云南工业建设也“开始建立”,但其实质是“畸形的繁荣现象”,背后存在着进出口困难等诸多问题。     

国民政府移植苏联经济模式的试验

国民政府移植苏联经济模式,不是全盘照搬,而是有较大的变通.资源委员会是国民政府学习苏联制定各种计划和主办国营事业的主要机构,也是国民政府公营事业的主要策划者和主办者;盛世才、蒋经国或在苏联顾问直接指导和帮助下,或下意识地从知识储存中调取苏联经验,试以苏联经济体制来建设"新新疆"或"新赣南".这些试验不能像俄国苏维埃政权和新中国建立初期那样,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强制,也不存在某些新生革命性政权有着的那种信仰的纯洁和初始的激情,故注定只能停留在某些特定的领域、特定的地区和特定的时期(战时),始终没有也不可能全面铺开或推广.     

药品立法与利益纷争——南京国民政府《管理成药规则》的制定与修正

民国时期卫生事业逐渐纳入国家法制范围内，南京国民政府制定了《管理成药规则》,试图建立中央集中化验和地方当局注册并行的双重管理方式，整顿和规范成药市场。该规则的制定受派系政争和废止中医案风波影响颇费周折，出台后又因立法本身的技术失误和执法触及多方利益而引发诸多矛盾，施行效果不佳。为彻底解决成药管理问题，国民政府卫生署与药商多次沟通，重新举办成药总登记，简化成药注册手续，并对《管理成药规则》大幅修正，部分满足药商诉求并压缩地方当局的利益空间。法规的演变历程展现了特定历史时期专门法规在利益关系博弈中制定和实施的曲折面相。     

浅谈国民政府协调韩国反日独立运动内部党派之纷争

大韩民国流亡政府在中国开展反日独立运动达２７年之久，国民政府从道义上、舆论 上和物质上都给予同情与帮助，积极劝说和协调其内部党派之间的矛盾与分歧，但最终没有 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此，本文认为主要原因是由于大韩民国独立运动内部各党派之间 的思想观点与政治信仰的差异所造成，从而导致了意见分歧很大，矛盾重重，斗争激烈，不团 结和统一的局面迭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