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治理“外交化”——检讨民国中央政府与边疆地方关系的一个视角

民国时期的边疆治理呈现出明显的“外交化”特征。1930年代初,国民政府更是将边疆治理“外交化”理论化、政策化。边疆治理“外交化”主要采取搁置、妥协的边疆统合策略,在本质上是向列强让渡边疆地方的相关权益,因此,彼时从政府到舆论均将边疆治理“外交化”政策视作一项权宜之计,即在国家实力不足和地缘政治环境恶劣的情形下,通过边疆外交,最大限度地稳定边疆局势、维护边疆主权。从国民政府边疆治理“外交化”的实施过程来看,伴随着地缘政治因素和国家实力因素两个变量的分化、重组,在不同阶段、不同地方,边疆治理的方式和期待亦有所不同。当国民政府尝试将边疆治理“外交化”的时候,表明国民政府已经深刻认识到,边疆治理应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具体来说,在边疆地区,需要凝聚当地上层政治社会知识精英的人心,求得中央与地方对外政策、行动上的一致;在外交关系上,需要尽可能获得相关利益方的谅解,消解列强干涉中国边疆之可能,并在时机成熟的情形下顺势而为。     

国民政府时期宁夏普及义务教育研究

国民政府时期,宁夏义务教育由起步到推行,形成了以四年制义务教育为目标,普及短期义务教育为突破口的独特模式。虽然因管理措施不当、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等原因,而造成普及义务教育取得的成果与所定目标相去甚远,但逐级将普及一年、二年乃至四年儿童义务教育与推广民众识字、扫除文盲等的社会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对宁夏近现代教育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也对当今义务教育的开展有所启示。     

国民政府对陪都外国记者的态度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对陪都外国记者既倚重,又掣肘,结果自然是“瓜”、“豆”俱获,其虚弱本质暴露无遗。     

国民政府迁台内幕

1949年,对国民党而言,面临着土崩瓦解的危机;对共产党来说,它却迎来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机遇。阎锡山无疑是以最近距离见证历史变局的核心观察者。阎锡山旧部近年整理编印了     

新中国建立后的省级行政区划的演变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所继承的国民政府的省制,是1947年确立的,全国共设35个省、1个地方、12个行政院直辖市。     

英美对华政策与独立自力的中国抗战

本文较全面地论述了二战期间英国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及其实质，论述了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人怎样独立自力开展抗日斗争的。     

被时代遗忘的国民政府主席

他身为国民政府主席，但却被不少国民党人看作是“国府看印的”。他是辛亥革命的先驱、反袁护法的功臣、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为官处世却奉行“不争权揽利，不作威作福，不结党营私”的“三不”原则。他就是林森，一个该被历史记住的人。     

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宏观调控论

中央银行因其所担负的特殊职责而成为一国金融宏观调控的重要机构。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完全仿效先进国家中央银行组建规范,在制度上符合国际中央银行惯例。随着该行实行的壮大和业务发展,各项职能相继具备并得以运作,但事实上,终始国民政府时期,中央银行并未能有效发挥宏观调控功能,因而尚不能称为完全意义上的中央银行。本文通过对中央银行职能演变与国民政府强化控制政策的双重探讨,试图揭示该行宏观调控职能缺失的原因。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政治凝聚力来源浅析

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作为中国名义上的合法政府,其政治凝聚力即等同于国家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可以帮助政府来化解矛盾,统一目标,聚合力量,从而达到推动国家发展、抗御外部挑战的目的。在抗战八年强敌入侵、国政危亡的情形下,国民政府能坚持对日作战,直到取得最终的胜利,也正是有赖此种凝聚力而然。考量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政治凝聚力的来源,有助于我们理解其消亡之原因,并进一步探究国民政府在战后凝聚力重构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