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火电建设项目电子文件单轨制管理初探——以“印尼南苏1号项目”为例

本文以印尼南苏1号项目为例,介绍国际火电建设项目电子文件单轨制管理的关键技术和措施,为建设项目电子文件归档和电子档案管理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新时代省级教育考试招生机构档案管理

教育考试招生档案真实记载和反映了教育考试招生工作和考生学习考试过程,是重要的民生档案。本文结合省级教育考试招生机构档案管理工作实际,对省级教育考试招生机构档案管理内容和特点进行总结,就加强新时代省级教育考试招生档案管理的必要性、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机构改革下海南省档案学会发展策略研究

基于机构改革背景与各项相关政策的出台,海南省档案学会发展模式发生了一定改变,逐渐扩大学会组织功能覆盖范围,积极争取省内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及其他主管单位的政策支撑,稳步开展各项工作,真正消除公众对档案学会的刻板印象,致力于推动海南档案界学术繁荣发展。     

孤残儿童的机构照顾与社会融合

机构照顾是我国目前孤残儿童福利服务的主要模式,对孤残儿童的衣、食、住、行、医有了较全面的保障,并为这些特殊儿童提供了安全、健康的集体环境。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儿童福利照顾的理念和照顾模式也在发生新的变革,跟很多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相似,在照顾模式中,改革、变化的趋势是:从大机构到小机构的转变,从机构照顾到家庭寄养和家庭收养模式的转变。本文重点探讨国外孤残儿童机构照顾的实践及其反思,以及我国孤残儿童机构照顾模式存在的问题,特别在社会融合方面存在的缺陷。试图分析孤残儿童走向社会融合的可能途径,并以上海市儿童福利院为例,从现实操作层面来看这些途径的有效性。     

浅议农业科研单位行政机构公文写作

农业科研单位公文写作,既具有公文写作的一般规律,也具有农业科研特性。在履行职能、处理公务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国际领域意识形态问题的中国应对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形势日益复杂,格局也在发生变化,尤其是国际领域意识形态的斗争日趋激烈,这些斗争体现了在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如何认识中国共产党等一系列问题上的意识形态交锋。在“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格局下,要正确应对国际领域意识形态问题,取得斗争胜利,必须正确认识当前国际领域问题的意识形态本质,切实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对外宣传工作的领导,科学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切实提高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传播能力,积极抵御文艺领域的外来意识形态渗透,占领国际领域意识形态阵地,夺取意识形态话语权。     

新兴领域国际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

同样是针对美国主导的新兴领域国际制度,为什么中国会选择不同类型的改革路径？本文从“社会网络理论”出发,提出从“网络性权力”这一新理论视角对守成大国的权力进行测量,补充历史制度主义的“渐进制度变迁”理论,构建了一个“守成大国网络性权力+国际制度弹性”的理论框架,并用来解释中国在跨境支付、互联网域名分配、开发性金融等新兴领域参与国际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在跨境支付领域,美国的网络性权力较大,而“环球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的制度弹性较高,促使中国选择了叠加型改革路径;在互联网域名分配领域,美国的网络性权力较大,而“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的制度弹性较低,促使中国选择了规避型改革路径;在开发性金融领域,美国的网络性权力较小,而世界银行的制度弹性较低,促使中国选择了替代型改革路径。     

全球海洋治理中非政府组织的角色——基于实证的研究

在全球海洋治理进程中,“政府间”机制的局限性凸显非政府组织的补充价值。既有实践表明,非政府组织正在广泛地承担海洋研究与管理、政策游说、产业发展与治理能力建设以及公众教育等工作,并已成为实现全球海洋“善治”不可或缺的力量。通过直接参与和间接推动两种路径,非政府组织活动同国家及国际组织形成了协同与监督并存的互动模式,深刻地影响全球海洋治理的走向。我国在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时,应当充分重视非政府组织的重要作用,警惕非政府组织的“政府化”趋势和“垄断”现象对国家海洋权益的威胁,着力发展适于我国现实的“公私协同”海洋治理模式。     

论清代卡伦的文化内涵

卡伦在清代边防中占有重要地位,见证了中国边界的变迁和中国屈辱百年的历史进程。在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增进各民族的交往、沟通边地与内地的联系等方面,卡伦起到了推动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

基于国际贸易理论中外商直接投资对一国产业国际竞争立提升的理论,通过协整检验的计量方法具体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总体国际竞争力及对中国主要出口的三种高新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和电子技术等三类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有很强的正向作用。因此,继续吸引外商投资,可以较好的提升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