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后期选举纠纷的非正式解决方式研究

民国后期,有些选举纠纷并非通过选举诉讼等法定程序来解决,在选举争议各方矛盾尖锐化时,地方政府经常积极主动介入,平息选举中的宗族、派系纠纷。而在地方政府卷入选举纠纷之后,则会有参议会等其他机关和团体参与调解。政治压力和武力胁迫也是解决选举纠纷的手段,有时则是在舆论影响下双方妥协达成和解。这些非正式解决方式主要作用是维护选举秩序和社会秩序,并不能真正公正合理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政治权益。     

党权与邮权:汉口邮务工会成立案研究(1932—1933)

1928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开始颁布一系列法案和政令重组大革命时期的民众团体组织,以拓展其在社会中的权控范围。汉口邮务工会作为邮政体制下的邮工组织,在成立伊始,便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力而引发邮潮。这一过程中,汉口特别市党部依据整理民众团体的法律,极力推动汉口邮务工会的成立,此时与湖北邮务管理局的立场发生严重冲突,市党部虽积极承认工会的合法性,然而这一法律依据却遭到了交通部的行政命令式的否认,最后在私人协商情境下达成了一个非正式协议。国民党团体指导权和政府邮政管理权之间的冲突在此一事件中充分表现出来,纠纷最终在维护地方治安的共同旨趣下悄然解决。     

中国(海南)自贸区解纷机制创新路径研究——以经验梳理为视角

海南自贸区加快形成相应的营商环境及市场环境,创新社会治理,需要创新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海南自贸区可借鉴上海、广东、福建三个自贸区的纠纷解决机制,结合涵盖范围广、区位优良、阶段性建设等独有特征,推动地方立法保障,设立专门审判机构,制定审判指引,审慎对待临时仲裁制度,学习域外调解机制,从而实现社会冲突有效化解,保障自贸区建设。     

所有权局限与政府作用：英美土地资本化流转经验对我国“三权分置”的启示

有效的农村土地资本化流转依托广义的土地产权结构，而不仅仅是狭义的土地所有权。英美国家的崛起历史表明，就促进土地资本化流转而言，土地所有权的公有或私有属性不是关键，关键是地权的流动性。自由资本主义的英美两国政府在其土地资本化流转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地权构建作用，政府对国内外开放性经济条件的合利利用则使其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既定的土地禀赋限制。社会主义国家更有理由充分发挥政府的地权构建作用。当前我国应着重促进公有产权与农村土地资本化流转市场有机融合，但同时也要认识产权作用的局限性，做好地权构建后的系列制度匹配。     

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路径及其动力机制的法学分析——以四川的“三个样本”为例

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本质是再一次的农村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即合理配置农村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与扩大消费市场的双向改革。市场是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基础动力,三种不同市民化路径反映出发挥市场的动力机制作用存在重建市场微观主体与构建公平竞争环境两大前提。从法学层面分析,重建市场微观主体,重点需重新明确农村资源产权,实现户籍与财产权利的分离;构建公平竞争环境,要在适当保留农民特殊国民待遇的前提下实现权利义务的均等。农村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应该成为上述改革的突破口。     

黄土高原南部山区村庄60年土地流转研究——以HL庄为例

本文以黄土高原南部山区的甘肃省庆阳市合水县GC乡WCS行政村HL庄自然村为主要田野调查点,调查60年来村庄土地流转的过程,分析该地区土地流转的特点,研究讨论农村土地流转在我国现代化农业建设中的效用.     

商会与审判机构:清末民初商事纠纷调解关系考

清末民初时期的商会调解主要有"官批民调"和"邀请调解"两种基本模型,官批民调是在传统民间调解和官府调解之外生成的一种特殊的调解形式,其包含了官府(审判机构)和民间在纠纷处理上的互动,呈现出半官半民属性,邀请调解同样蕴含了官方与民间的互动合作关系,但二者在主导方式和调解程序方面存在明显差异。通过历史考证得知,促成官商(会)互动合作的主要因素有:"调解偏好"的社会治理结构与理念为官商(会)互动提供了前提条件;"重刑轻民"的司法体制为官商(会)互动提供了切入机会;商会调解优势为官商(会)互动提供了现实基础;统治压力驱动下的"振商"运动是推动官商(会)互动向制度化方向发展的直接因素。清末民初商会与审判机构互动的制度创设和实践样态,可为当前的法院与商会联动调解实践提供有益参考。     

薛伟成:如何练就中国家纺第一品牌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20世纪90年代的南通,“肯德基爷爷”和“麦当劳叔叔”刚刚漂洋过海从大洋彼岸过来,中式快餐连锁“红老头”扬言要把它们赶出中国的土地上.改革开放的春风在沿海地区吹得特别快,连锁经营搭乘这股风疯长,站在大学宿舍的窗前,薛伟成视野之内,新一佳连锁超市接连开花.     

无法维权的社会抗争何以可能?——以武汉市东湖村小产权房拆迁补偿纠纷为例

关于中国社会抗争的研究文献都隐含了抗争策略合法性这个重要前提,认为重新揭示合法性在抗争研究中的地位将对未来的类似研究有重大启发。以东湖村的小产权房外来户的社会抗争为例,从合法性概念入手,全面还原了无法维权的社会抗争实现的可能进路。研究发现,外来户在法律及情理不予支持的条件下,通过瓦解对方和建构自我合法性的双重策略,使一场看似没有合法依据的社会抗争取得了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