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中介机构虚假陈述特殊侵权责任形态——“部分连带责任”之探究

随着投资者维权意识的增强,证券中介机构在虚假陈述纠纷中被要求承担责任的情况也越来越多。但我国证券法律法规体系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相协调、未能正确认识中介机构在虚假陈述中的特殊侵权责任,从而导致其责任形态在各案中混乱无序的问题。庆幸的是,主张中介机构在不同过错程度下应承担不同形态责任已成为主流意见,其中“部分连带责任”逐渐在司法实践中被确定为中介机构在过失情形下承担的一种特殊侵权责任形态。一方面,要求中介机构承担“部分连带责任”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另一方面,该特殊责任形态实质上并非“不真正连带责任”,也并非“单向连带责任”,其要求中介机构在与委托人行为原因力重合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并在最终责任上与对该连带部分责任具有原因力的其他责任人共同分担,兼顾了压实其“看门人”责任之要求与“过罚相当”之原则间的平衡。     

中间品贸易视角下的国际研发合作行为研究

随着全球化程度加深,与国外企业进行研发合作逐步成为国内企业参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从中间品贸易视角出发,通过构建谈判博弈模型,分析探讨影响产业链下游企业进行国际研发合作内生性选择的因素.研究发现,只有在研发溢出效应比较小的时候,产业链下游企业才会选择进行国际研发合作.但如果研发溢出效应过小,下游企业的国际研发合作行为会导致本国社会福利水平下降.进一步研究发现,上游市场垄断势力增强以及最终品贸易成本下降均会对产业链下游企业的国际研发合作产生促进作用.     

完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思考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分析了我国当前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实际情况,发现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披露了该信息,但披露程度不容乐观、披露主体也各不相同,因此建议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制度、公司治理结构、外部监管和公司业绩这四个方面来促使上市公司积极披露自身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情况。     

基于耗散结构理论的企业战略联盟开放程度研究

战略联盟作为一种新型的竞争合作模式已在全球掀起一股热潮,然而并非所有的联盟都有着成功的业绩.其中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就是开放程度把握失度.该文将耗散结构理论同企业战略联盟开放程度研究紧密联系起来.透过以耗散结构理论为理论平台,对开放程度进行了界定,指出了企业战略联盟的开放形式与开放方式,对企业战略联盟的开放程度研究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并在文章的最后给出了应用模型--企业战略联盟价值链.     

网络外部性与产品垄断定价策略研究

当产品存在网络外部性时,垄断厂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如何分阶段提供产品并制定一个合理的价格以获得最大的利润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网络外部性可能会对消费者的预期有着重要的影响,从而影响垄断厂商的定价策略和利润.为了探讨这一问题,本文通过构造一个两阶段的动态模型,分垄断厂商可以在不同的阶段提供同质产品和差异产品两种情形来分析了存在网络外部性条件下垄断厂商的动态价策略.研究表明,若垄断厂商在不同阶段提供同质产品,则第一时段的价格要高于第二时段价格的贴现值;若垄断厂商在第二阶段提供差异产品,则产品的价格会比没有网络外部性的情况下有所降低.     

打造文化产业的“苏州特色”

苏州市第十次党代会指出，要努力把苏州建成在国内外具有较强竞争力和较大影响力的文化教育名市，并要求，积极培育文化市场主体，发展壮大文化产业。国际和国内的经验与实践都证明，文化综合实力是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化产业的发育程度和发展状况又是文化综合竞争力的显著标志，也是决定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综合竞争力和发展特色的重要因素。没有文化产业的长足发展，就不可能有文化事业的长期繁荣；没有文化产业的长足发展，也不可能把苏州真正建成文化教育名市。尽管人们对文化产业的内涵和外延赋予多种解读，但普遍认为，文化具有产业的属性，具有产业属性的文化有可能做大乃至做强，成为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支柱产业。对于苏州来说，文化产业发展具有极大的潜力和空间，做大做强文化产业，走出一条具有“苏州特色”的文化产业发展路子，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我们认为，要打造文化产业的“苏州特色”，关键是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三度价格歧视的数量分析

本文在给定市场划分和线性需求函数的条件下,研究了两种定价方式下垄断厂商的利润最大化问题,给出了有关最优量的计算公式和利润最大化的计算步骤;还给出了两种定价方式下最大利润差的计算公式,该公式表明,最大利润差仅仅取决于给定的市场需求条件,而与厂商的成本函数完全无关;还给出了最大利润差为零的充要条件     

中国集中型城市化省域差异比较

世界城市化的经验证实了集中化的规律,国内张路熊、王小鲁等学者也都提出,必须把集中型城市化作为中国城市化的基本方针。世行评价集中化程度的标准分为行政区划、经济、人口三大方面,相对于中国来说,行政区划是国家统一制定,变更条件复杂．简单地以行政区划数量判别城市集中化程度意义不大。为此,我们根据行政规划,将要分析的30个省级行政单位（西藏由于缺少数据,剔除出比较范围）划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北京、上海、重庆、天津这四个直辖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