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民基本权利限制与宪法解释

公民基本权利限制不仅具有丰富的宪法内涵,更具有深厚的宪法法理正当性。通过对公民基本权利限制进行合理的宪法解释,在实现基本权利限制之宪政目的的同时,还可以满足其价值变迁之需要;同时,对公民基本权利进行宪法解释,不仅可以有效弥补当前法律对其规定之缺憾,还可以增强人们的基本权利宪法意识。     

论紧急状态下公民基本权利救济机制的完善

紧急状态下为了公共利益、公共秩序的需要,国家享有必要的紧急权力,其中包括限制或剥夺公民基本权利的权力。由于紧急权力的超强势地位,其侵犯人权的危险极大地增加。为避免这种危险的发生和专制的出现,必须对紧急权力加以宪法和法律上的规制,建立紧急状态下的人权救济机制。     

论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的基本原则

公民基本权利是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最主要的权利.公民基本权利进入行为领域,都应受到限制,但对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国家行为应实行更为严格的"限制".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应遵循下述原则:(1)不损害基本权利本身原则.不能只见限制,不见权利;(2)法律保留原则.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应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进行;(3)明确化原则.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条文的文意,应具体明确;(4)司法审查原则.对限制公民基本权利具体行为,公民相对人可提起司法审查.     

论社会救助权国家义务之逻辑证成与体系建构

社会救助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生存权的核心内涵之一,在社会保障权体系中处于最基础的地位。保障公民社会救助权的顺利实现,是解除贫困群体的生存危机、维护社会底线公平、体现政府公共责任的有效路径。社会救助权的保障仰赖国家履行相应义务,国家义务是社会救助权实现的根本保障,具体涵摄国家尊重义务、保护义务和给付义务三个层次。对于社会救助权的保障,国家尊重义务是基础与前提,保护义务是后盾,给付义务是核心。     

文化基本权利研究

文化权利是公民的一项重要人权。二战后,文化权利逐渐演变成公民宪法基本权利。文化基本权利受多种因素影响,在国际条约和国内法上内涵存在差异。文化基本权利有其独特的权利属性。文化基本权利法律保护是基于一定宪法基础,政府应该从立法、行政、司法等方面采取措施进行保护。     

公民资格:西方民主的一种解读视角

西方民主的发展历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公民资格演变的过程。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自由人尚不曾拥有以尊重个人权利为核心特征的公民资格。现代公民资格概念在17世纪才开始出现,并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英、美、法三种模式。可以说,从古至今,公民资格在形式上经历了由特殊到一般的过程,在内涵上,则是落实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的过程。现代公民资格的“一般化”跨越了社会结构,伸展到政治、经济、社会诸领域,成为人民主权和个人自由两个政治信条的连接点。民主成熟程度是与公民资格的发展程度相适应的,后发展国家在民主化道路上,不可避免地首先需要对本国公民资格的普及、保障与张扬作出努力。     

社会保障权及其宪法保护的基本原则

社会保障权是一项独立的公民基本权利。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大部分是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的因素使得我国对社会保障权的保护严重不足。社会保障各项具体制度都是依据法律而设定的,而各项法律的制定又是由宪法所引导的,可见,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对社会保障制度作出规定,并将社会保障权规定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这样宪法在对社会保障权的保护中能起到关键作用。     

宪法实施:到底实施什么?

宪法实施,到底实施什么?首先,法律实施不意味着宪法实施;其次,国家机构规范的实施也不意味着宪法实施;宪法实施最终实施的是人权规范,即基本权利规范。因为基本权利规范的实施是宪法实施的本质与目的所在,只有它得到实施才能真正保护公民个人权利与自由;而权力规范实施也旨在保障基本权利。与此同时,还需要对宪法实施的机制进行追问,即宪法实施依靠的力量是什么、宪法实施能否进入司法适用、现有的宪法审查制度能否成为宪法实施的有效机制以及"后三十年"宪法实施急需解决什么问题等等。     

公民基本权利宪法保障的成就和挑战

1982年宪法颁布以来的宪法实践证明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取得了显著成就。1982年宪法在公民基本权利方面因为吸取"文革"教训而规定得充实、明确、具体,之后的宪法修正案有关人权、私有财产等的规定使得公民基本权利的内容更加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使公民基本权利通过立法被具体化,公民权利意识得到增强。宪法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30年实践有行政主动推动、先权利后自由、违宪问题自我纠正三个特征。面临的挑战主要表现在:法律法规甚至内部文件违宪的问题还没有很好地得到解决;宪法中所规定的权力关系在实践中的表现并不理想,这种状况严重影响着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公民对宪法保障基本权利的要求日益增强,而宪法却未能很好地满足这一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