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学的博大精深与别开生面——纪念船山诞辰400周年

船山学是船山思想和精神品质的学理化体现和体系性呈现,是船山思想和精神品质能够自成体系并长久绵延的内在机理和学术价值之综合凝结。船山学之所以具有跨越时空的独特神韵和魅力,既在于她对中华学术文化或国学特别是中国哲学思想所作出的全面系统的总结,从而显示出一种集大成的学术特质,也在于她在总结中华学术文化的基础上试图促使其别开生面,向前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破块启蒙的新命题、新观点和新思想,体现出一种'新故相资而新其故'或革故鼎新的学术品质。     

全球化与跨文化传播的“矛盾互动”

通过对法兰克福学派谱系中的经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相关理论的提取和论述,发现三个要素间的关系是相关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西方社会将他者社会三要素间的关系简单“因果化”是造成对中国的偏见和教条主义论调的原因。基于此,进而尝试引入文明冲突的批判维度,对经济社会、制度设置、意识形态和文明冲突批判四个维度的论述,以探析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与文明间跨文化传播的互动矛盾是怎样形成的,如何实践中国话语与中国叙事体系的构建。基于本土文化遗产和历史遗产的表达,提出讲述自己故事的“中国叙事”,探讨后疫情时代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实践创新。     

全球妇女创业现状概述与分析

本文概述了全球妇女创业在性别差距、创业动机、创业活动涉及的行业范围、年龄、就业情况、教育、收入、女性创业心态等方面的现状,并以此为依据,分析了全球创业环境因素与女性创业自身特点对女性创业的影响,提出了促进女性创业的对策.     

从清代前期学术流变看桐城派与"汉学"关系——"桐城派与汉宋学之争"札记之二

"汉宋学之争"是清代学术史上的焦点之一。最初,以姚鼐与戴震之间的争论最为引人注目,"汉宋学之争"也因此而成为桐城派研究中常常涉及的问题。但学术界多从"扬汉抑宋"角度评论这场争论,或用戴震拒绝姚鼐师从的请求来解释这场争论的发生。"汉宋学之争"是关于儒学本质与功能之争,它是清代学术流变的产物,即"汉学"家放弃了顾炎武所倡导的"通经致用"的"实学"思想,而将经学蜕变为考据训诂之学,并以考据训诂作为汉、宋学的分界线,从而引发了"汉宋学之争";其导火线则是戴震在谈到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关系时,以"考核"自诩而视文章为"等而末者",贬抑了义理、文章,从而引起与姚鼐的冲突。     

组织内派系形成的网络动态分析

本文以行动者的模拟模型考察公司中的雇员形成派系的过程。基于互惠原则与资源交换理论，模型展示了互助行为使人与人之间产生连带，逐渐形成在内部相互支持的群体，这种群体进一步排除他人的参与，并最终在组织中形成了派系。在考察影响派系形成的因素时，本文选取了与工作环境相关的两个变量以及表达组织气氛的一个变量。曲线图展示了本文的实验结果：接近或超过个人极限资源量的工作量和越不平均的工作量分配状况越有可能提高派系形成的速度和数量，并可能导致派系的不断分裂；而太小的工作量与过于均等的工作分配可使个体交往倾向减弱而处于相对孤立状态。
     

唐代经学与文章之学

唐代经学衰微,经学对文章之学的影响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本文认为,唐代经学自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唐代每一次文章变革思潮都是经学思想高涨的产物.<五经正义>等经学著作中有许多研究文体、探讨文势的内容,是唐代文章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史料来源.     

格萨尔学研究的新进展--《格萨尔文库》第三卷《土族〈格萨尔〉》上、中册出版题记

最新出版的《格萨尔文库》第三卷《土族〈格萨尔〉》上、中册的文献价值在于 ,填补了《格萨尔王传》传播学的一大空白 ,标志着这部英雄史诗的发掘整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唐律疏议》“律疏”的律学意义

《唐律疏议》"律疏"引礼入律,阐发律意,疏解律文律注,使儒家宗法伦理、等级思想融贯唐律之中,最终完成了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它丰富了律文的内容及法理色彩,建立起了一个律学的体系,从而使中国古代律学达到了最高的水平,体现了中国古代律学的精华;同时,"律疏"又贯通律内不同篇、卷、条、款项,使之更加协调,并恰当调整律、令、格、式等不同法律形式之间的关系。"律疏"的这种律学功能是《唐律疏议》成为一部影响深远的律学巨著的重要因素。理会《唐律疏议》"律疏"的律学意义,实有助于理解中国古代法律的特质与基本精神。     

“理”“礼”会通,承扬道统——朱熹仁学思想探究

朱熹以宋明理学中的理气论、心性论为理论背景,强调"仁"是"心之德,爱之理",并融入了"生生之谓仁"的传统德性论观点,对"仁"这一概念的内涵与性质结合传统礼学进行了再诠释。他以天理为"仁"与礼乐相交通的依据和桥梁,并以"阴阳"、"动静"的辨证思维阐释了"仁"、"义"、"礼"、"智"四端并立又对立统一的关系。朱熹将礼学与理学在其仁说中融会贯通,既回归和张扬了先秦仁学之道统,同时也颇具代表性地体现出了"经学与哲学相结合"这一中国哲学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