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大一统"具有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治实践等多维意涵,其中的政治思想维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在相关,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政治生态和"文化心理结构"。从中国古代的"华夷一统观",到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观",再到当下予以弘扬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一以贯之着"大一统"的脉动。"大一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来源之一。     

“大一统”的现代性解码与当代中国政治认同建构

"大一统"是刻画古今中国理想政治形态的核心符号和代码,远远超越制度纬度的内涵,凝聚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共识,也是对于认同政治的终极指向,被普遍识别、认同和遵循。基本内涵是追求思想、观念、政治制度、政令等构成的政治系统的和谐、一致和统一,具有深刻的政治认同蕴含和功能。近代以来,作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不符合政治发展需要,由认同政治高级形态退居为低级形态并最终被抛弃,但并未根本上改变"大一统"作为中国认同政治图景的事实。相反,作为描绘理想政治形态符码的"大一统"精神一直存活下来并不断发展。"大一统"具有现代性因子。现代化时空语境下,"大一统"的现代性解码有利于推动现代化进程,挖掘"大一统"的政治认同价值,促进当代中国政治认同建构。     

乾隆朝重构黄河河源的实践与国家认同

乾隆四十七年,因黄河水患,乾隆皇帝派遣侍卫阿弥达至青海祭祀河神,并确定新河源。乾隆朝所定河源是乾隆朝君臣重新建构的结果,这一过程包括探源前后从主祭河神到强调探源的转变、《黄河源图》的重绘及文本书写的修改等问题。从科学意义来说,乾隆朝确定的新河源有违科学事实。但乾隆君臣重构河源的实践活动是乾隆时期系统文化工程的一部分,最终将黄河源头西溯至回部,并利用文字和地图的形式向清人宣传这一成果,具有宣扬大一统及增强国家认同的政治意义。     

情感交流与关系交融——论清代宫廷年节饮食活动

清代宫廷年节饮食活动从腊月二十三至正月十五,有的年份甚至延续到正月末,持续时间非常长。年节之际,清宫廷举办诸如除夕、元日、元宵等节日饮食活动,举办频率高,涉及人员广,盛况空前。举办如此大规模的年节饮食活动,依赖于包括皇室、亲王、郡王、贝勒以及外藩王等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而在各自的责任担当中,也强化了其作为王朝重要统治成员的身份认同,增强了宫廷凝聚力。在觥筹交错的氛围中,清代宫廷年节饮食活动渲染出浓厚的“缘人情而制,依人性而作”的情感色彩,其也成为团结蒙古各部,维护民族大一统的重要方式。     

历史理论的本质性变革——确立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中心位置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没有理论,相对于西方史学的解释性特征而言,中国古代史学只是以叙事见长。显然,这是并不十分了解和熟悉中国史学遗产所致。事实上,仅在历史理论方面,如天人关系、大一统思想、古今之变、历代兴亡之论、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认识、英雄与时势关系等诸多方面,中国古代史学都有着丰富的理论遗产。因此,研究和总结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不仅可以极大地丰富中国史学的思想内涵和历史底蕴,而且可以使中国史学从不同的方面更多地展现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本期刊发的这组笔谈,从中国历史发展演变进程这一维度,阐释和揭示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基本问题,期望能对进一步提高中国史学的自身品格有所启迪、有所裨益。     

公羊大一统思想及其开展

大一统说贯通形上与形下、心性与政治,体现了公羊学体用一如、内外一体的思想品格.一方面,王者受命固当改制,以彰天命,然改制所蕴含的正五始之义也意味着:天下一统与大治是以政教及其根基端正为前提的;另一方面,奉元之说既为世道人心指引了一个端正之源,也开启了公羊学的心性论思想.不仅如此,通过分别改制与易道,公羊家在坚执至道信仰的同时,对于如何因时变易和法象物宜也进行了富有想象力的探讨.     

董仲舒社会稳定思想初探

保持封建专制主义社会的稳定和谐、国家的长治久安是董仲舒政治哲学的最高目标;"大一统"理论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和保障;教化与度制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调均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措施.董仲舒的这些思想在今天仍然不乏借鉴意义.     

先秦诸子“王道”思想的演变与发展

先秦时期的"王道"追求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政治文化现象。不仅儒家极力推崇,其他诸子各家也纷纷打着"王道"的旗号,对于重建现实政治、社会、道德、思想秩序都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吕氏春秋》适应战国末期大一统的形势要求,以"王治"为主旨而博采众家之长,虽然其理论没能被秦始皇所采纳,但在秦亡汉兴之初备受重视而一度成为统治思想,如此促使汉代的学者更加主动地从学术思想与政治实践相关联的角度来思考诸子学派之间的关系。刘安全面仿效《吕氏春秋》而作《淮南子》,董仲舒重新整合各家思想创立了"德主刑辅"的王道教化论。"王道"思想诞生以来,深深影响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直至今天仍然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