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领导作风成为群众福利、发展红利——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重要讲话的体会

<正>焦裕禄是党员干部保持优良领导作风的表率,弘扬焦裕禄精神就是要建设优良的领导作风。2014年5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指导河南兰考县委常委班子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时指出,作风建设是永恒课题,要标本兼治,经常抓、见常态,深入抓、见实效,持久抓、见长效,通过立破并举、扶正祛邪,不断巩固和扩大已经取得的成果,努力以优良的党风政风带动全社会风气根本好转。建设优良的党风政风,领导作风建设是关键和核心。抓好领导作风建设,必须立足于新的时代背景和新的历史使命,树立新理念、采取新举措、构建新机制、取得新成效,切实让领导作风建设成为群众福利和发展红利。     

礼意重诠与制度开新——论先秦原始儒家对为旧君服礼制的层累诠释及其意义

从周代的政治体制及礼治原则考察,周代为旧君服礼制体现了对旧君故臣关系的贬抑。然而,由于受到以恩义相维系的旧君故臣关系发展的现实和孔子独断论诠经方法的影响,先秦原始儒家对为旧君服礼制的递相重释,使得该制度负载起了儒家理想的君臣之道的内涵。此后,汉晋礼家以此为基础,在经典与社会互动的诠释取向下对此古礼进行了层累诠释,最终推动经典制度在晋代的新变。这显示,中国古代以求道为取向的层累诠释对于经典礼制的开新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际核恐怖主义的行为特征分析——国外学者视野中的国际核恐怖主义威胁与防范

国际核恐怖主义是当今乃至以后国际社会面临的一项严重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国外学者一般认为,防范国际核恐怖主义需要阻止核武器与可用的辐射材料被潜在的核恐怖主义组织和恐怖分子掌握.据此,又提出了威慑范式、“三无原则”以及加强国际合作和情报共享等防范国际核恐怖主义的具体措施和建议.本文认为,防范核恐怖主义要根除恐怖主义产生的土壤,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多元预防.     

20，3O，40——解密三大职场心理谜团

你可能是初出茅庐的毕业生，你可能是期待突破事业瓶颈的跳槽者，你可能是混迹行业江湖已久的精英……在职场中，不论你的角色是什么，迷茫、困惑、徘徊、自卑等负面情绪随时可能阻碍你的思考、判断和选择。职场心理看似无形，却有着左右职场行为的魔力。本栏目专注解开你的职场心结、关心你的内心健康，为你打开一扇通往职场成功的心灵之窗。     

朱谦之的日本哲学思想研究

朱谦之是中国的日本哲学思想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的研究著作已经成为该领域的经典。民国时期,朱谦之以自己的历史哲学为基础,对日本思想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研究。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对原始资料的整理,还是在理论上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方法,他都进行了不懈努力,为中国的日本哲学思想研究及其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系统地分析和总结朱谦之的日本哲学思想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不仅对整理学术史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对推进现在的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中国叙事”再考

“人力车夫”和“城市街景”,是《满韩处处》与《支那游记》之“中国叙事”的典型场景,其中对“污浊”“混沌”“无秩序”等负面元素的描述颇为醒目.不少文献资料证明,此种“中国像”并非特殊的个人记忆,而是东洋“他者”的某种共同记忆.在这类“中国叙事”结构的背后,作家对中国古老文明文化的憧憬想象与目睹现实的乖离、日中两国社会现状的巨大反差,加剧了作家对中国的负面感知；近代以来世界性的中国话语建构、特别是“东方主义”观念也参与其中,限制了作家理解亲近中国的内在欲望.“绅士”式的矜持和优越感令他们难以摆脱居高临下的姿态,完成对中国的深刻体悟；而近代帝国列强的殖民欲望、脱离文明驾驭的霸权强权方式,也深刻地嵌入在时代背景中,潜在地发挥着作用.     

蒙古史诗的灾难意识与“刚”性之美——以汉译版本史诗为中心

蒙古史诗中对灾难的表达采取了曲折、隐晦的方式。这种方式将蒙古族人民的灾难意识置于幕后,表现了一种面对灾难的独特心灵应对方式,即以对英雄及其活动的赞美、将自然灾难看做"天意"等方式来掩饰其悲剧性表达。这种独特的灾难意识背后有深厚的美学积淀,其缘由在于蒙古族人民审美观念中独特的"刚"性之美。     

隐名出资人执行异议之诉的裁判进路——基于最高法院裁判分歧的法理分析

针对隐名出资人以自己是登记股权的实际权利人为由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有支持和反对两种观点,争议的焦点在于应否保护非交易第三人对登记外观的信赖.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对象是审查隐名出资人对登记股权是否享有实际权利,并比较判断这一权利与申请执行人的债权何者应当优先保护.隐名出资在实践中分为完全隐名和不完全隐名两种情形,隐名出资人在两种情形中分别享有债权和股权.从公司法的组织法的特性出发,将隐名出资人的股权、债权与申请执行人的债权进行权衡、比较,隐名出资人的权利具有优先保护的理由.     

“同生”“同产”考辨

"同生"和"同产"指的都是兄弟姊妹关系,但又不能混同为一。春秋时期的"同生"泛指亲兄弟姊妹,有表示同母所生的意义。战国以后至于秦汉时期"同生"依然泛指亲兄弟姊妹,用例较少,原因是"同产"被确定为秦的官方及法律用语,广泛使用。这一时期"同产"与"同生"的相同之处是都泛指亲兄弟姊妹,差别是前者可以用来表示若干兄弟姊妹之中的同父者。"同产"在法律上既是从坐的对象,同时也是因亲入官、袭爵、封侯、置后、代户、分割财产等利益的获得者。两晋南北朝时期"同生"在文献中多了起来,并且"同产"与"同生"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表示若干兄弟姊妹之中的同母者,当然,"同生"也有强调同父的一例。古代典籍注疏者对"同产"解释不同是由于随文作注,后人却据之以"同父""同母"的判断片面、绝对地理解其含义。实际上,从先秦至清代"同生"的意义没有大的变化,泛指亲兄弟姊妹的同时更多地有强调同母者的意义。战国至秦汉时期未见其强调同父者的突出例证,而是表示同父和同母的史料并存。而"同产"则较为明显地由秦汉时期主体表示同父者而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转向区分同母者。这两个称谓的使用与当时社会的婚姻形式和家庭模式密切相关,父权、多妻和再嫁、再娶行为的发生是"同产"词义有所不同的原因,是社会变化和用语习惯的自然选择,非人为规定。时至北宋"同产"一词依旧作为法律用语而被使用。     

传播符号学及其理论建构

具有百年历史的传播学研究在当代遇到了相当多的理论瓶颈，甚至被某些学者称之为传播学范式的危机。如何化解这种范式危机便成为传播学界孜孜以求的话题。某种程度上，正在成为“显学”的符号学恰恰能够提供这种化解危机的理论资源，符号学作为人文科学的“公分母”，本质上是一门“意义之学”，具体到传播而言，关注的是传播文本的意义建构，而非表象的传播效果。将符号学用于传播研究，能够从深层次揭示传播现象背后的原因。这样的背景下，传播符号学呼之欲出，传播符号学作为一门学科便具有了学理上的合法性与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