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总结资本市场助力脱贫攻坚的经验,对推动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以2016—2019年期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中参与精准扶贫的企业为样本,探讨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显著提高了审计质量,企业参与精准扶贫与审计质量之间的正向关系在高媒体关注度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为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政府要高度重视企业的力量,新闻媒体要加强对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报道与监督,企业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三者共同发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     

融媒体时代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形塑的实践逻辑

融媒体凭借突出的建构力与整合力,展现出对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超时空影响。当下形塑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应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为实践指南,明确青年意识形态认同形塑的战略地位、深远意义及价值立场,引领擘画认同形塑实践。一方面,以价值生产丰富主流意识形态“供给侧”,从价值内容、价值主体、价值规约维度切入,为认同形塑提供坚强支撑。另一方面,以技术变革建构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延伸体”,通过促进叙事介质数据转向、内容呈现分众转化和话语表达生动转型,为认同形塑描摹现实进路。     

智媒时代机器介入的特征、风险及其防范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媒体行业技术赋能的不断深化,机器已经深度介入信息传播的全流程。智能机器在信息的生产、分发以及交互的三大节点中呈现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渗透,由此产生了信息传播生态中权利主体、传播模式和价值评判标准的全方位重塑。机器过度介入可能造成潜在风险,未来的传播生态治理可以通过教育保持信息生产与流通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衡,通过法律维护信息传播中以人类为中心的各项核心权利,通过协同共治实现风险研判、预警与治理的多效并举,真正实现智能媒体的安全有序科学发展。     

浅谈广播媒体如何加强节目主持人的互动意识

强化节目主持人的互动意识是广播媒体最基本的要求,主持人在主持节目过程中能否与听众形成互动,这是与主持人的良好素养及应变能力、民众化意识分不开的。没有了广播节目的互动,广播本身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就会减色,就不会使广播的魅力显现,而且这种相互的互动往往是主持人以一种主持者的姿态和听众在进行交流。     

电视广告与传统文化

文章论述了电视广告与中国古老传统文化精髓的关系,明确指出电视广告经过发展和演变,无论其形式和内容如何变化,电视广告的核心都由中国古老文化传统的精髓所左右,都会透射出传统文化的底蕴——亲情与仁义。     

社会进步呼吁加强企业社会责任

4月20日～22日,在海南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07年年会上,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出现,无疑是本年度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闪耀亮点之一。盖茨素有“技术天才”、“首富”、“预测者”的美誉,而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是全球最大的慈善家。比尔·盖茨的到访,无疑也“引爆”了本年度论坛“企业社会责任”的深层思考。当前,中国一些企业家和企业缺少“慈善观”,社会责任感缺失,似乎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在2006胡润百富榜上名列前茅的企业家,在慈善榜上的排名却很靠后,有的甚至榜上无名。业内人士评价:“这一现象从侧面说明中国企业家某种程度上对社会公益意识的缺乏。”     

媒体的诚信缺失与对策探讨

媒体存在着失实报道比比皆是、有偿新闻屡禁不止、问题广告时有所见、低俗之风愈演愈烈的风气。应采取在媒体内部大力开展诚信教育,倡导诚信理念,提高队伍的政治素质,加强专业学习,提高新闻采编水平,完善监管制度,严格新闻宣传纪律,坚持社会效益优先于经济效益等对策。     

浅析数字媒体技术在博物馆展陈设计中的创新应用

博物馆是社会公共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博物馆开展的各项工作主要围绕社会教育职能展开,博物馆展陈设计只有不断进行创新提升,才能使博物馆更加契合时代发展需求,对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公共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本文从数字媒体技术入手,系统探究数字媒体技术在博物馆展陈设计中的应用优势和创新应用措施,重点从创意角度创新应用、从主题性角度创新应用、从功能角度创新应用、从协同性角度创新应用等角度进行了全方位分析,旨在通过理论和实践探索展示手段的突破,为博物馆功能的彰显奠定基础。     

新环境下的汉语言媒体流行语分析

随着时代的进步,我国已经进入了融媒体为主导的新环境,各种新媒体的应用和发展,也对人们的语言生活带来了诸多影响。流行语是直观反映一定时期内社会舆情的实时信号,是社会生活的记录者。鉴于此,在新环境背景下,本文针对汉语言媒体流行语的四个方面,分别进行了详细分析。     

论全球治理中的媒体问题

30年来,有关人类“环境政治”全球治理的事件和议程不断发展,主要表现在治理内容的深化、参与主体和范围的扩展、受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治理原则的变化和发展、治理机制的完善和学界研究的扩展、深化和全球治理伦理的初步形成。由于媒体本身作为沟通渠道的中介性质,它在环境监视、社会协调和文化传承三个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媒体系统理应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媒体系统良好的传播和中介作用,大到整个全球组织,小到一个地球公民,都将不可能有效地了解并参与全球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