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国以重宗庙：公羊学“祭仲行权”义理发微——兼与《孟子》比较

在公羊学中,“祭仲行权”可以是一个伦理学问题,但更多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实际上,《公羊传》之所以提出“祭仲行权”,就是为了以“借事明义”的方式阐明一个重要的政治原则：君死国亡之际,存国以重宗庙。而在公羊家的解释中,从董仲舒《春秋繁露》言祭仲“重宗庙”,到何休《春秋公羊解诂》言祭仲“知国重君轻”,其中义理皆本于此。睽之于《孟子》,何休论“权”虽然出于《公羊传》,但对《孟子》“权”说亦有所资用。然而,孟子合于《公羊传》者,实在于其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政治主张,这才是何休资其“权”说以释“祭仲行权”的缘由所在。     

德治视野下的法治:以孟子为视角

孟子以性善论为逻辑起点构建其思想体系。从本质上说,孟子的思想体系是一种德治思想。这一德治思想中蕴涵着孟子关于法律的思辨。孟子的法律思想深刻地关注着经验的人伦世界,向历史上的"先王之道"中求索政治法律制度建制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摒弃功利主义、结果主义,提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的经典命题。孟子的法律思想主要体现在其"仁政"学说中。在今天,孟子的法律思想依然有着积极的时代价值。     

英译《孟子》的三种误区分析

典籍外译本担当着传承、宣扬中国民族文化,为西方汉学界提供研究资料的重任。译者必须重视典籍外译本的质量,如实、准确地传递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通过比较当前流行的几个《孟子》英译本,可以发现译者在翻译《孟子》时存在三大误区:利用西方概念和经典教义简单"反向格义"孟子思想的误区;忽视语义的不确定性,机械翻译的误区;不重视训诂,错解原文的误区。上述三个误区各有其显著的表现和危害,制约了典籍外译本的准确性和忠实度。     

孟子人性论具有内在矛盾

孟子言人性善,对"性"与"善"缺乏确定性,故后世对孟子性善论就出现了不同的理解并引发争辩。究其原因是孟子人性论具有内在矛盾:孟子不分人的本然之性与社会属性,混淆人性本善与人性可善,人是否固有"四端"前后矛盾,以人兽对比证明人性善,不合逻辑。     

论孟子推恩说的深度悖论

孟子的“推恩”说试图从特殊性的血缘亲情出发,实现普遍性的仁者爱人,由此把儒家理论架构的两大支柱———“孝”与“仁”内在地统一起来。但由于孟子同时又提出了“爱有差等”的原则,明确赋予血缘亲情以至高无上的地位,结果就导致他的推恩说陷入深度悖论,在传统儒家的理论架构内无法成立。     

孟学的演进及其时代特色

自战国时代以荀子对孟子思想的批判发其端,两汉时期名物训诂与思想辩驳并重,魏晋至隋唐偏重音义注释,宋、元、明则偏重义理阐发。清代孟学承前代之余绪,走出了一条与时俱进、返本赋新的发展道路,在偏重考据的基础上,义理阐释等方面亦异彩纷呈,硕果累累。随着孟学的发展,孟子的思想也在不断地被改造。一部孟学史,从学术思想的角度进行考察,就是一部《孟子》诠释史。孟学的发展与儒脉的兴衰是同步的,并且还促进了儒学的自我更新与完善。     

论孔、孟、荀对管仲的评说

春秋时的管仲佐桓公尊王攘夷、"九合""一匡",建立了千秋功业,但学者们对此看法并不一致.就儒家学者孔、孟、荀来看,孔子赞之"如其仁,如其仁",孟子认为管仲佐桓公乃"三王之罪人",荀子从"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的角度肯定了管仲的事功.孔、孟、荀在品评管仲中表现出的不同,反映了三家在学说体系上各有取舍.     

《礼记·乐记》之"心"与《孟子》之"心"

今本<礼记·乐记>言心计三十处.共有内在心智、常情、心术品性、百姓的情感意愿所向四种内涵.<乐记>言心构建了"心-物"互动的"应感论",注重人内在主观能动性的双向调整作用.与之时代相近的孟子同样也认识到这一点.但二者在依心立言的其它方面却呈现出不同.其一,二者对于"欲"的态度不相同.其二,二者对于"诚和伪"的认识不同.其三,二者对于"觉"的理解不同.其四,二者对于"礼仪教化"的看法也不相同.唐君毅先生称孟子之心为"性情心或德性心",文中则概括<乐记>之心为"应感心或省察心".思想之分异,正根源于人心所见之分异.比察<乐记>与孟子之心异,以略见二者思想之异.     

先秦儒家的和谐思想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能不汲取先秦儒家的智慧。所谓"先秦儒家",主要指孔、孟、荀。他们和谐思想的表述方式多种多样,内容丰富。概言之,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个体自身的和谐、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