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洋忽悠”结出“毒苹果”

品牌是一个很好听的词,尤其是对当前处于全球产业链末端的中国。政府官员们谈论品牌可以证明自身的崇高追求;企业家们谈论品牌,可以证明自己境界高远;而专家谈论品牌．当然是一门生意。     

“搓麻”行为是否应完全纳入政府治理的范畴？——基于南充地区的分析

“搓麻”现象在我国随处可见,随着这一现象的兴起,很多学者都对此提出了顾虑,认为“麻将风”必须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本文以四川省南充市为例,以“搓麻”行为者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方式,并对采集数据利用SPSS15.0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发现：（1）“搓麻”行为普遍存在,缘于公民更多地将其定义为一种娱乐方式,将麻将作为消遣时间的一种工具;（2）“搓麻”行为对公民生活的影响并没有某些学者所指出的那般恶劣;（3）绝大部分公民能够理性地在“搓麻”行为与正常生活间做出选择。由此得出结论：“搓麻”行为大众化不是一个性质恶劣的社会问题,不应完全纳入政府治理的范畴。政府对“搓麻”行为的治理,除非民众将“搓麻”行为作为赌博方式,触犯了如“赌博罪”等刑法罪名,否则政府不宜加以干涉。     

论我国公共危机中的政府信息公开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发展期,容易发生公共危机事件,需要政府做到有效的信息公开。我国公共危机中的政府信息公开有利于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有利于稳定民心。同时也存在政府信息公开法律依据不全面、实践操作不到位、运行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这就需要进一步改进我国公共危机中的政府信息公开,包括：完善法律制度规范,成立专门的公共危机信息管理机构,遵循信息公开梯度原则,拓展信息公开的途径等等。     

依法问责:法治政府的必然选择

当前,我国正处于法治政府建设的关键时期,实现行政问责制的依法问责,对于夯实国家法治基础、规范问责、实现问责实践法治升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厘清依法问责的法理依据,分析依法问责的时代意义,提出在新的历史时期推进依法问责,必须通过问责的法治文化、法治理念、制度体系、监督机制等方面的创新才能实现。     

国际比对视角下我国政府热线服务的现状、问题与标准化对策

伴随着服务型政府建设步伐的不断加速和信息化技术的迅猛发展,作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窗口与有机组成,近年来,我国政府热线建设全面铺开.文章在分析发达国家政府热线服务现状与特点的基础上,对比梳理出我国政府热线服务发展现状与主要问题,研究提出建立标准体系、制定标准化发展规划、加快标准研制、开展绩效评价等方面的建议,为提升政府热线服务质量与管理效能提供技术参考与依据.     

敏捷治理驱动的乡村数字治理

乡村数字治理是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基层政府将敏捷治理思维和方法嵌入乡村数字治理体系之中,提供了弹性再造治理空间、灵活设置治理机制、协同参与治理流程的经验样本,建构了乡村数字治理的独特模式。这一模式运作呈现出三种实践取向：一是智治主义取向,指涉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工具搭建乡村治理的数字化平台,打造完善的信息基础架构和治理模块,变革治理信息的生产、传递和处理方式,在此基础上形塑“整体智治”的治理形态;二是简约主义取向,指涉增强乡村治权和主体性,赋予村级组织必要的治理权力和资源,发挥社会内生性力量的自治功能;三是人本主义取向,指涉依循“以民众为中心”的基本原则,使民众成为参与治理流程和评判治理绩效的主体,将民众需求作为乡村数字治理的决策依据和运行基点。     

权力清单有哪些作用

杨永加在2014年2月24日《学习时报》撰文认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民心所向,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施政重点。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是加强权力运行体系建设的又一重大举措。     

两“手”协同 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

正在学习型社会建设中要两‘手'协调、共同推进建设。政府的‘有形之手',既要遵循和运用市场规律,充分发挥‘无形之手'的作用,又要更好地发挥自身作用,加强对市场的监管,保证‘无形之手'健康发展,弥补其失灵。     

公用事业:挑战、权衡与管制

进入2l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以来,公用事业的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包括:市场经济规则的挑战、全球化的挑战、环境保护的挑战、城市化的挑战和资源约束的挑战,发展环境愈来愈复杂。同时,在公用事业改革的进程中,面临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国有与民营、垄断与竞争、社会目标与经济目标的权衡取舍关系。为了应对公用事业发展日益复杂的外部环境以及权衡取舍各类关系,政府须建立与当前社会制度环境相适宜的,规范、理性、创新、动态的管制模式,促进公用事业改革并最终使政府管制更具效率。     

大数据驱动下的政府治理机制研究——基于2020年后精准扶贫领域的返贫阻断分析

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大数据驱动下的政府治理发生何种改变，目前相关研究较少。当前政府治理的考验集中在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后精准扶贫领域的返贫阻断。文章以该领域为切入点，探索大数据驱动下政府治理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大数据背景下，政府治理能力催生出新的核心能力，即数据治理能力。数据治理能力驱动下，政府治理主体多元化有利于实现政府治理资源的宽范围、精准化动员；政府治理方式实现经验式决策向数据化决策转变，有利于实现政府资源的高效率和公平配置；政府治理客体的精准识别，有利于政府资源的精准化和最优化运用。但是客观上必须具备数据治理能力，主观上必须按照大数据驱动的要求重构政府治理体系（包括治理主体、治理方式和治理客体），才能真正实现以数据治理驱动政府治理，进而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目的。而数据治理能力客观上也加速了政府治理体系的重构，进而加快了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并最终提高政府治理绩效。在对标大数据应用不同阶段分析常规式返贫阻断和大数据返贫阻断的不足和差距的基础上，笔者提出重构政府治理体系和提升数据治理能力等针对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