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西藏地方近代教育改革的先驱赵尔丰

川边藏区历来与西藏关系密切,可以说是西藏的大后方.在"清末新政"改革中,清政府为了实现"固川保藏"的目的,派赵尔丰在川边藏区实行了包括近代教育改革在内的"新政".在这场被称为"改土归流"的近代改革中,赵尔丰顺应全国废除科举、广兴学校的历史潮流,在川边藏区大力推行近代教育改革,通过采取广办学堂、劝谕藏民子弟入学等措施,普及了文化,推动了川边藏区和西藏地方近代教育的兴起,对安边御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为张荫棠、联豫和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西藏地方推行近代教育改革奠定了基础.     

渴求新知与崇尚传统——李叔同"学堂乐歌"创作的文化取向及其意义

李叔同的“学堂乐歌”创作是一种“别求新声”的现代追求;是一种不失传统的现代创新。他要借助西方的美学情调,推崇中国的精神内核。他的歌词创作未完成文学语言由古代韵文向现代白话的彻底转变,但从形式上打破了旧韵文的传统格局,而且创造性地运用了古代词牌长短句的特点,在形式上又发展了现代长短句歌词的新品种,并依照西洋乐曲形成了自己崭新的结构。他在用西方音乐形式与“本国语言”向人们诉说最深沉的感情的同时,也展示了“学堂乐歌”民族性与现代性相融合的特征。     

贡王与国寺蒙藏学校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为改进边疆少数民族教育落后现状。蒙古王公贡桑诺尔布（以下简称贡王）在进京担任蒙藏事务局总裁时,首先提议设立蒙藏学堂。他感叹道：“如不及时兴办民族教育,启迪民智,则蒙古民族将不能存在。”在他的努力下,1913年初,蒙藏事务局获准在京创办“蒙藏学堂”,贡王把咸安宫学、唐古忒学、托忒学、蒙古学四所学堂合并,在此基础上扩充、改造,     

浅析我国近代教育对科技发展的影响

洋务运动的兴起导致中国近代新式学堂的诞生,新式学堂的诞生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传统教育模式,并促进了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但是,由于洋务派所创办的新式学堂在教育理念、教学目的等方面与当时西方国家的学校有本质差异,因此它是不可能真正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通过对近代教育的反思,无疑有助于我们对科学技术教育的更深刻的认识。     

科举、学校到学堂与中西学之争

晚清历经半个世纪的科举与西学之争以及中西学校(堂)之争,说到底都是中西学问之争,所争即新旧学问的优劣消长.既然科举制始终无法安顿西学,纳科举于学堂,以学堂兼容中学就成为另外为数不多的可能选择.而由此形成的新学,实际上是西学以及以西学为表现形式的东学战胜中学并进而整合中学的产物.这种不是同化外来文化,而是被外来文化所同化的情形,在中国历史上相当罕见.其结果,一方面推动中国进入欧洲中心笼罩的世界,一方面造成中国文化形似而实不同的断裂,被肢解的中学失去道德伦理的作用,用西式的观念看待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难免误读错解,使得中国文化之于人类前途的重要选项价值无从显现.超越以变化为进化、以现在为现代的观念,重新检讨清季教育变革的因缘得失,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必由之路.     

严复任职北洋水师学堂期间若干史实再考证--兼与马自毅先生商榷

针对<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刊登的马自毅先生<"总教习"还是"洋文正教习"--严复任职北洋水师学堂期间若干史实考证>一文中的某些观点和见解,本文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与之商榷.     

《明夷待访录》对晚清湖南风气的影响

晚清湖南风气从"守旧闭化闻天下"到"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的扭转,除与王夫之《船山遗书》的影响密切相关外,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亦是导致其"风气厥开"的有力工具之一。从《湖南时务学堂学生日记类钞》所录相关内容,可知时务学堂是以《明夷待访录》作为最主要的宣传工具。从《湘报》所存文章及广告,亦可知谭嗣同等主讲的南学会与《明夷待访录》的亲密关系。再加上以叶德辉等为代表的守旧者对维新派的批驳,无形中助长了《明夷待访录》在湖南的传播,并由此唤醒了一大批维新人士和革命斗士。     

福建船政学堂历史地位新探

1866年清廷在福州马尾创办船政学堂,创造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许多奇迹。她是中国近代第一所与国际接轨的、首创留学生教育制度的、产学一体多元结合的高等院校,是中国近代科技和海军的摇篮,是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一面旗帜,是近代西方先进教育模式中国化的典范。     

晚清新式学堂学生的学习与管理初探

晚清时期,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维新变法运动和清末新政的兴起,西方资本主义教育传入我国,推动了新式学堂的产生,触发了晚清学校管理制度的改革。虽然晚清新式学堂对学生日常事务的某些方面仍采取封建式的管理,但在学生教育、培养和管理方面引进某些西方学校的相关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奠定了近代学校教育管理制度的雏形,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     

《京师法律学堂笔记》的诞生及历史地位

清末京师法律学堂的建立为中国近代法律教育开启了新的篇章,《京师法律学堂笔记》以学堂所授相关课程讲义为蓝本加以编纂,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法律教育的面貌。原京师法律学堂学员安徽宿松的熊元翰、熊元楷、熊元襄及其他安徽法学社社员为这套丛书的编纂付出了很大的心血。《京师法律学堂笔记》在出版时还遭遇了侵权,几经波折才得以面世。这套丛书在传播新的法律用语、普及基本法律理念和构建近代法学学科体系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