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与GATS之关系

通过分析GATS关于审慎例外与国内法规的规定,详细探讨WTO成员根据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实行相关金融监管措施与GATS协议下义务的关系问题,指出应首先判断该措施是否符合GATS所规定的审慎例外条件,在不符合审慎例外规定的情况下,应考查其与GATS中的国内法规的要求是否一致,从而阐述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在明晰WTO成员是否遵守GATS义务中的作用。     

金融监管模式的国际比较:五国案例分析

当前国际上经典的金融监管模式包括机构监管、功能监管、综合监管和双峰监管四种,美国的金融监管模式属于经典监管模式的混合物。就目前金融市场混业发展的状况来看,机构监管模式和功能监管模式都存在着难以准确界定监管边界的问题,分散的监管机构更是无法全面掌握日益一体化的金融市场的信息。相比较而言综合监管和双峰监管在信息掌握,确定监管边界上有所改进;但综合监管面临着监管机构过于庞大,内部协调难的问题,而且一旦监管不到位,缺乏其他机构补救;双峰监管模式虽然积聚了较多优点,但其依赖于良好的外部披露体系和监管人员素质。因此,在实践中,很难确定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监管模式,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一国采用何种监管模式应该充分考虑到金融监管模式与该国的金融市场发展状况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体现在随着金融市场混业程度的加深,金融监管模式也遵循机构监管→功能监管→综合监管→双峰监管的调整路径。     

基于税控设备的发票抽奖系统

基于税控设备的发票抽奖系统是税控收款机配套推广的新设备产品。它采用GPRS与服务器进行通讯交互,构架了集抽奖、娱乐和广告为一体的人机交互系统,将分众传媒和携程旅行网的经营模式有机的结合,通过微视频等方式将广告信息准确、有趣的传递给客户,达到最理想的市场宣传效果;结合税控设备的发票抽奖系统弥补了当前抽奖系统仅以娱乐为目的的单一性,提高消费者索要发票的积极性,使税务机关强化发票管理,从而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本文介绍了系统平台结构、推广优势及意义。     

国外利率冲击与宏观政策的组合应对

通过构建包含多元宏观政策的开放经济DSGE模型,初步探讨了国外利率冲击下的最优宏观政策规则及多元政策协调配合问题,相关结果显示：（1）当国外利率上升时,通过实施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和独立的货币政策,汇率波动和贷款收缩趋势均减小,从而对总产出形成支撑;（2）较之传统的政府支出和税收规则,“财政整顿”视角下的债务规则显著降低政府支出和债务比率的波动,但也造成了财政政策“扩张不足”,而在债务规则之上增强政府支出调控力度的政策安排则可以兼顾财政稳定性和财政有效扩张的目标;（3）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的基础上,宏观审慎政策可以“组合调控”的形式出现（如逆周期的资本缓冲政策和准备金政策）,这有助于同时稳定资产价格、企业杠杆、政府债务、银行杠杆等多个金融变量。     

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立法选择

在各种立法方式中,法典编纂从形式到内容都具有统领性,需要充分认识法典编纂的价值重塑、体系重整立法革新功能,在法典编纂启动之时进行合理的立法选择。综合法律命名的各种因素,法典名称更应注重其政治性、实质要素和文化要素,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是更优选择。针对我国生态环境立法实际,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应以“可持续发展”为价值目标进行法律关系评估和价值体系重塑;以编订为主,优化提炼污染控制法律规范;以纂修为主,系统整合自然保护法律规范;统筹编订纂修,补充完善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规范。在现行立法以行政监管制度为主的管控机制不能满足生态环境司法迅速发展需求的情况下,应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中充分考虑裁判性规则的供给,建立行政监管与司法裁判并行的“共治”型法律机制。     

中国银行业轻型化转型、双支柱调控与系统性风险

文章利用中国银行业2011—2022年的季度数据,从轻资产、轻收入、轻资本和轻成本四个维度出发,选取指标构建了中国银行业轻型化指数。进而以上市银行为样本,检验了银行业轻型化转型与系统性风险的关系,结果表明：银行业轻型化转型加剧了系统性风险。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轻型化转型加快了各银行的资本周转速度,这会使其在自身资本的承载能力之外过度开展业务,加大风险外溢的可能性,最终导致系统性风险攀升。在现有的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金融监管框架下,轻型化转型会促使银行通过加快资本周转进行“监管套利”,弱化金融严监管政策的风险抑制效果。因此,轻型化趋势下要更加重视双支柱调控的应用,进一步分析发现：随着银行业的轻型化转型,数量型货币政策的风险抑制效果会逐渐降低,价格型货币政策的风险抑制效果则会持续增强;宏观审慎政策可以抑制轻型化转型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但部分政策工具并未发挥预期效果。     

综合法学关于法律本质问题的研究述评

法律的本质问题是法哲学领域中一个极为重要而又最具根本性的问题,综合法学在这方面的研究及观点颇具特色,其独到和成功之处在于:对法律本质的研究是从多种角度、多个层面展开的;主张各学派有效研究方法的融合与统一,坚持整体论的方法论;在法律本质的内容的研究上,也坚持一种宏观而全面的、整合的观点。另一方面,其研究及观点也有不足之处,诸如,在“博大”与“精深”的关系上,得于“博大”而失于“精深”;对于决定法律本质的诸因素作了等量齐观的分析;;对法律进行的“质”的分析多,而对法律的真正“本质”则涉及较少。     

ChatGPT类生成式人工智能监管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ChatGPT类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虽在不同领域带来积极影响,但也引发了法律政策、安全技术、社会伦理等层面的监管问题。比较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外典型经济体人工智能监管的治理实践,为完善我国人工智能监管治理体系提供政策参考。我国人工智能监管应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促进创新与依法治理相结合的监管原则,建立健全法律与政策、技术与安全、社会与伦理等层面的监管路径,同时对人工智能进行进入性监管、技术性全程监管和分级分类监管,完善我国的人工智能监管体系。     

现代新儒家与文化民族主义

作为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的一个重要参与,“文化民族主义”并非一个陌生的名词。对中国而言,它是一部分国人因国家的生存困境而在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层面上所产生的文化焦虑。具体说,尊重和卫护中华文化,在继承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审慎吸收现代西方先进文化,以重建中国民族文化精神,期望由民族文化的复兴而至民族国家的复兴,是20世纪尤其五四后中国文化民族主义思潮的主流。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文化民族主义的发展和演变表现为一个动态的过程。但在此无意对这一复杂的进程作全面考察,而仅对现代新儒家在其重建儒家精神背后所具有的民族国家关怀作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