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联邦官僚系统的自主性和政治控制

在美国的多元政治体制下,其联邦官僚系统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与之同时,又接受着来自国会、总统和社会利益集团等多种政治主体的影响和控制,形成一仆二主乃至一仆多主的现象。基于美国的民主原则,美国联邦官僚系统必须回应来自政治系统的意愿和利益要求,接受其监督,同时凭借自身的专业技术能力及其他职业性资源,又保持着相对独立性,呈现出美国政治中特有的政治行政关系结构和特征。     

突破理性官僚制伦理困境的基本逻辑

官僚制化的行政管理是民主政治的委托授权式的他治的现代范式,但西方理性官僚制构造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非理性的伦理悖论,在公共权力运行中导致他治与自治的矛盾是公共行政的现代性困境。西方以否定他治为指向的解构理性官僚制的运动并不能为中国的公共行政改革制作范式。在人类还没有能力实现自治的境况下,否定合理的他治是乌托邦式的幻想。但面对理性官僚制发展不足的问题,应在反思理性与建构理性相统合的视阈中避免西方所遭遇的现代性悖论,需要以公共生活的智慧限制他治对主权的僭越以及克服官僚制本身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非理性的伦理困境,这一智慧在制度伦理视界体现制度与人格双重向度的整合。     

韦伯理性官僚制范畴的再认识

以官僚制原理为基础的传统公共行政模式被认为正被一种以管理为取向的新典范所取代 ,韦伯关于官僚制的经典分析也日益受到批评和怀疑。批评者从官僚制组织低效率和功能失调的现实出发 ,指责韦伯官僚制理论违反经验事实。文章认为 ,批评者以“效率”替代了韦伯理性官僚制理论中“理性”这一中心概念 ,需要新审视这些批评及其结论。韦伯理性官僚制概念的意义不在于提供对现象的细节描述 ,而在于其作为分析工具的价值。     

制度经济学视域下官僚制形成机制探微

官僚制是韦伯的重要管理思想之一,对管理学以及相关领域的发展影响巨大,了解官僚制形成机制对把握当下中国管理发展路向具有重要意义。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考察可知,在社会经济大发展、社会大分工的背景下,人们喜欢追逐交易成本最低的制度形态,而官僚制正是各种管理制度形态充分竞争后的最优选择。     

全球行政改革浪潮与中国行政现代化——从官僚制的角度思考

近年来,西方行政改革思潮对国内理论界影响颇大。本文通过对组织结构、管理方式、组织文化三个层面的分析指出,西方行政改革中广泛存在的对现代官僚制的批判言过其实,官僚制依然是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中国行政由于传统的惯性及其它历史原因,总体上仍处于官僚化不足阶段,因而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别的,而是在适宜的范围内,建构现代型的官僚制。     

金朝官僚等级制度初探

关于金朝官僚等级制度,现存史籍记载并不清晰,前人研究也不多。这一问题,可从官员俸禄、致仕待遇、官员服饰、封赠与门荫、墓葬和谥号、官员仪从等几个角度来分析。金朝官员俸禄的发放标准,在海陵王时期前后经历了由以散官品级为依据转为以职事官品级为依据的过程;官员致仕后待遇的确定,所依据的标准是职事官品级和任职时间;在影响官员服饰等级的因素中,职事官品级无疑是最重要的;官员得以封赠父祖和门荫子孙的主要标准是散官品级,职事官品级则发挥了调节性作用;官员去世后的墓葬规格是依照其散官品级来确定的,谥号有无则是由职事官品级来决定的;官员仪从配给的标准为职事官品级。总体而言,金朝官员等级划分的标准主要应是职事官品级。     

传统官僚制现代流弊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向选择

中国传统官僚制,是家国同构、高度集权的家产官僚制。它不具备现代官僚制的科学精神、理性精神和法制精神,其浓重的人治传统对当代中国人的观念影响十分深刻。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基础、法治环境、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的发展现状与现代官僚制的产生条件有一定距离,因此,当务之急不是模仿新公共管理模式,而是立足中国实际情况,坚决摈弃传统官僚制,学习和借鉴现代官僚制的合理成分。     

论组织的转型:从控制到合作

20世纪80年代,人类开启了后工业化的进程,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将会突出社会合作的主旋律,即实现从社会控制向社会合作的转变.在整个工业社会,组织是实现社会控制的工具,而组织自身也是一个控制系统.在社会的变革中,组织将会首先实现从控制导向到合作导向的转变.合作制组织将成为后工业社会的一种主导性的组织形式,特别是进入2l世纪后.社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都在呼唤着合作制组织这种新的组织形式,因而需要从社会变革的要求中去发现建构合作制组织的理论方案.     

官僚制与伦理道德

官僚制组织理论只注重了工具理性的原则,而忽视了其中应该包含的价值因素,成了现代社会所有政府失灵问题的根源.文章分析了伦理价值在官僚制组织中的作用,探讨了我国如何加强官僚制中的伦理价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