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期河道总督的权力及其演变

清代前期,治河是国家的重大政务,清廷设立河道总督专管河务。就政府职能而言,清代河务由工部总其责,并委以河道总督专其职。但从国家政务运行上讲,工部却逐步失去了对河务的控制,河工治理最终成为总河专责,这一格局在康熙中晚期形成。同时,在河务决策中,河道总督的话语权也稳步提升,在乾隆中期河道总督取得了对谈河积弊(河议)的全面胜利。清前期河道总督权力的扩张,是清廷对河务技术特征认识深化的内在要求。     

改造官僚行政:西方公共行政的理论探索

过去一个世纪是官僚行政迅速发展的历史,也是其不断遭到批判和改造的历史。本文从官僚行政的形成与缺陷出发,分析了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三个西方主要的公共行政理论对传统官僚行政的批判与反思,以期对我们正确认识官僚行政和我国公共行政学的理论研究有所启示。     

我国官僚体制之初探

当下,我国处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之下,我们在实现GDP迅猛增长的十几年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弊端凸显。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流传了多少年的至理名言,但在我国,却存在着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的怪象。官僚体制作为一个庞大的系统组织,握有大把的社会权力并从中谋利,我国的改革进入瓶颈期。     

韦伯理性官僚制范畴的再认识

以官僚制原理为基础的传统公共行政模式被认为正被一种以管理为取向的新典范所取代 ,韦伯关于官僚制的经典分析也日益受到批评和怀疑。批评者从官僚制组织低效率和功能失调的现实出发 ,指责韦伯官僚制理论违反经验事实。文章认为 ,批评者以“效率”替代了韦伯理性官僚制理论中“理性”这一中心概念 ,需要新审视这些批评及其结论。韦伯理性官僚制概念的意义不在于提供对现象的细节描述 ,而在于其作为分析工具的价值。     

超越官僚制,跳出"周期率"——新时代公共事物治理之道的新探索

中国具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2000多年的封建史,在治国理政方面前人给后世留下许多不朽思想智慧,大一统的官僚制度体系便是其中之一,它成就了中国60多个封建王朝的兴盛和发展,也因其自身的缺陷和不足,使历代王朝终未逃脱覆灭的宿命,这便被后世学者称为中国"历史周期率"。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初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再到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没停止过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努力与探索,其成功经验和智慧最终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如果说中国历史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历史周期率"问题,那么在西方500年发展史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则是"经济周期律"问题。新时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发挥党的全面领导的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只有从"公共事物动机"入手,才能克服中国传统社会"官僚制"假设和西方社会"经济人"假设的片面性,实现治理水平的提升和领导力的提高。     

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传统解释与领导模型

在行政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官僚制理论、政策执行理论、专业化途径、政治与行政互动理论等在解释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及其相对应的责任时存在相当的限度。本文运用领导理论分析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及其责任,构建了一个街头领导模型,认为：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可以分为两个维度,即过程型自由裁量和结果型自由裁量;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有四种不同的情况。     

试论民主行政的本质是对官僚行政的扬弃

托马斯·库恩在《科学与革命》一书中指出, "一个科学的范式就是一套关于现实的假设,这套假设比其他的假设能更好地说明当今的世界".库恩认为,之所以会发生范式转换,是因为已有的范式不能说明与解释新出现的事实与社会现象,这直接导致了反常和危机的出现,使新范式的产生成为必然.官僚行政演变发展至民主行政就类似于这样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