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期河道总督的权力及其演变

清代前期,治河是国家的重大政务,清廷设立河道总督专管河务。就政府职能而言,清代河务由工部总其责,并委以河道总督专其职。但从国家政务运行上讲,工部却逐步失去了对河务的控制,河工治理最终成为"总河专责",这一格局在康熙中晚期形成。同时,在河务决策中,河道总督的话语权也稳步提升,在乾隆中期河道总督取得了对"谈河积弊"(河议)的全面胜利。清前期河道总督权力的扩张,是清廷对河务技术特征认识深化的内在要求。     

组织理论研究中的封闭性问题探讨

组织带有封闭性的本质与人们追求开放性夙愿间的矛盾缠绕在组织研究中。20世纪初期韦伯完成了关于官僚制组织的初步理论建构,官僚制组织是一种内部封闭的结构。当社会复杂程度提升,处理组织与环境之间关系的议题提上了日程,这也是经典组织理论探讨的主题。但这种视角的转变却没有改变封闭性,甚至可以说这个过程移植了原先的封闭性思维,即封闭性的扩散,目的是追求确定性。随着社会的变化,需要一种更为开放的解构性思维。     

张居正身后毁誉的启示

近读《明史·张居正传》感触颇深,张居正作为明朝万历初年的首辅,主政十年,对明代中后起的积习弊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全面革新,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他首先进行整顿吏治,为了改变"贪官为害""驱民为盗"的局面,他创立了"考成法",用以考核官吏的政绩。裁撤冗员,奖励提拔了廉洁有才干的官吏,吏治腐败的情况有了极大的改变。他实行一条鞭法",清查了贵族和官僚地主隐瞒不报的土地     

典型治理: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基于领导联系点的分析

在当下的国家治理背景下,作为一种传统的国家治理方式的典型,有其独特的生产机制和作用机制。文章通过对领导联系点树典型的过程分析,发现当前的典型生产机制正从传统的双典型结构变成单向度的排列,而其作用机制也发生了从"以点带面"到"以点代面"的转化。这样一种转变的发生,有其自身的逻辑,但从整个国家治理来看,这种转变所带来的则是,官僚制逻辑主导了社会建设中国家对社会的无意识排挤,导致国家治理的自我束缚。如何重新建立民众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性,应是当下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思路。     

治理理论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治理,包括全球治理的兴起,是人类探求良好公共生活和政治秩序持久努力的延续,它本质上反映了现代性绝对主权的消解.通过审慎地分析治理与民主、官僚制等政治学传统话语的复杂关系,以及全球治理和地方治理两个分支,可以看到治理理论体现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某种交融.     

论风险社会中的自由

20世纪后期以来,确如贝克所说,人类进入了一个"全球风险社会".在这种条件下,需要重建自由的哲学.只有当我们拥有一种全新的自由观,才能在人的自由发展的意义上发现应对全球风险的社会建构方案.如果说工业社会在自由、平等的天赋人权基础上建构起了属于这个社会历史阶段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的话,那么,在全球风险社会来临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建构起一种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在这一模式下谋求合作治理的方案.而服务型社会治理及其合作治理都需要建立在人的自由的基础上.考虑到以往的自由都是与秩序相对立的,全球风险社会条件下的自由应当是与秩序相统一的.全球风险社会中的秩序同样是共同体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这种秩序是基于自由的秩序,自由则是秩序的前提,也是建构秩序的基本途径.     

清代问责官员的开复机制及其启示

清代的官员开复制度是清代官僚处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是指对受到罚俸降级或革职处分的官员一定程度地恢复其俸禄、级别和官职的制度.在专制社会,高度集权的皇帝及拥有特权的统治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以及政治斗争的需要,在官员开复问题上也曾违反制度规定.统治者制定的法律,又率先破坏之,使官员的开复具有人治的特点.在现今法治社会,应该进一步完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的相关法律,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事,使复出机制更为科学合理.     

“临时社会”如何可能——《萨哈林岛》的民族志品质

随着对民族志写作认识的不断拓展,人类学界逐渐将契诃夫视为同行,但对于《萨哈林岛》又有着相互矛盾的认知和理解。《萨哈林岛》是契诃夫思想由个人性的伦理道德解释转变为结构性的社会改良(或革命)期待背景下完成的调查和写作。流放犯们被动组织起来的“临时社会”之临时性,层层贯通了萨哈林岛的生计、劳动、身份、婚姻家庭、村落生活等方方面面,并与生活分配制相互促生、相互适应。不过,“临时社会”之所以生成,是由不负责官僚等级制和法律的悬置共同制造出来的,是人的无意义感与社会的制度体系相互构造的产物。以“临时社会”为核心线索,可以重新阐释《萨哈林岛》所提供的系统行为资料,重新审视和理解《萨哈林岛》的民族志知识品质和价值,补充文学研究所忽略的面向,呈现早期民族志写作丰富、多元的实践样态。     

循环式国家：转型中国的符号式劳动治理机制探析

抗争政治与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是社会运动研究中的一个经典问题。本文通过对一组国有企业退休工人为维护退休金权益所展开的十年抗争进行过程事件分析,来勾勒国家在劳动治理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官僚场域。这个官僚场域由三个相互交叉的圈子所构成：信访办圈子、信访办与法院之间的圈子、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圈子。这些交叉的圈子所构成的国家场域一方面通过对抗争的制度化循环而拉长了工人的斗争时间,分散了抗争的空间,从而有效遏止了抗争的激进化,另一方面则通过抗争工人与国家代理人之间的叙事化互动促进了国家资本的激活与流通,从而实现了对抗争者的象征性支配。     

制度环境、自由裁量权与中国社会政策执行

西方经典理论认为街头官僚拥有自由裁量权,能够进行“政策再制定”。他们通常基于规避执行风险或降低自身工作压力来运用自由裁量权,是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重要角色。然而在中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执行过程中,街头官僚对自由裁量权的使用受制于国家政治导向、政策执行制度环境、地方官员的利益等外在条件,个人追求私利的考虑则相对影响较小。在这些外在环境因素的影响下,街头官僚只获得了象征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的行动很难产生“政策再制定”的效果。通过展示影响中国街头官僚使用自由裁量权的政治逻辑,对于理解我国社会政策执行困难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