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奏辞兼差问题考订

学界对于袁世凯的研究，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谓“翻案式”的观点反正之沦落．颇形萧瑟。因此，重建史实至为关键。以兼差问题为例，袁世凯自任直隶总督以后，先后五次上奏请辞，其理由归结起来：一是身体赢弱，力不从心；二是兼差太繁，难以兼顾，分身乏术；三是释贪权之疑；四是兼差随着时间的推移，或责有专成，或基本就绪，而无须分担。上述理由应属切实无疑，由此进一步思考，则可对袁世凯的权利观有新的认识，从而订正学界的固有成见。     

中西公务员制度比较研究

中国公务员制度建立之初,借鉴了西方文官制的许多宝贵经验,故而阐述西方近年来改革的一些宝贵经验,并立足于中国国情,有选择的吸收,相信对于完善自身公务员制度有着非常大的助益。     

浅议唐代考课制度

考课制度由来已久,唐代对此尤为重视,建立了完善的考课制度。唐代考课制度具有完整规范、注重德才兼备、结合奖惩升黜的特点。唐代重视考课制度的原因一方面是隋代未能很好地执行考课制度导致统治体系崩塌为唐朝敲响了警钟,另一面是唐王朝建立之初百废待兴,其中完善官制显得迫在眉睫。唐代考课制度实施以后产生了改善王朝吏治、提高政府效能、缓和社会矛盾以及促成大唐盛世的积极作用。     

六月话“六”

在大多数国人心中,"六"与"顺"是相通的,这种崇尚"六"的历史由来已久。周代初,周公旦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官制礼仪等都按"六"来安排。例如:"六官",指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种职务;古代学校     

创立、冲突和常规化——1594—1700年的掣签授官制

乍一看来，掣签授官制(通过抽签来决定官员的任命这一程序)的起源与历史是一个较为边缘的课题。然而，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它并不只是制度史中无足轻重的问题。令人深思此问题的一个原因是，“铨选”——换句话说就是找到管理帝国的合适人选，或日“得人”——往往被视为吏部这一中央政府中最重要部门的最关键任务。正如南宋著名学者和政治家叶适(1150—1223年)所言：“夫甄别有序，黜陟不失者，朝廷之要务也”，“吏部者，朝廷喉舌之处也。”顾炎武在《日知录》“铨选之害”中引用了叶适的这些言论，并对本文将要涉及的一些问题已有所论述。     

唐政府贬降官员的几个原则

唐代有很多官员受到贬谪处罚，但官员受贬过程纷繁复杂。文章通过对官员受贬依据、受贬地点及官品下降幅度等方面的考察，认为唐政府依照一定的惯例，即依法贬官、补阙外任、品阶相近、重罪重贬等原则来贬谪官员。这些原则也是理解唐代官制的重要环节。     

戊戌前朝野的官制议论

鸦片战后内忧外患接踵而至,趋新官员和维新思想家对官制积弊多有思考建言,驻外使节和游历官绅亦从比较中西官制的视角,重新审视清朝的固有体制.然而,直至戊戌之前,朝野官绅对于应变的考量意见仍明显分歧,一方面,改革意向内冷外热、统治集团内部则上下悬殊,中枢机构始终持重保守,另一方面,朝野官绅虽然不乏仿效西法的取向,其主张却难被当道所接纳.1896年李鸿章的欧美七国之行,亦未如舆论所期待,成为体制改革的契机.总署与枢府的暮气沉沉,使得改革内驱力疲弱.光绪亲政伊始,推动改革自上而下地进行,而且由全面变制入手,触及中枢与体制两大关节,自然根基不稳,阻力重重,导致矛盾急剧激化.     

论清末的官制改革

清朝末期，官制弊患丛生。经过改革，新官制比以前合理和科学了一些，但改革有很大的局限性，其注定是要失败的     

主办警官办案责任制的权力结构分析

主办警官办案责任制是郑州市金水公安分局在公安体制改革中采取的新举措。此举确立了主办警官在公安执法中的合法主体资格,是程序正义在公安工作中的具体体现,也是当前提高执法质量的有力措施。传统的警务模式权力结构存在不均衡的弊端,外部权力呈现“三角形”模式,内部权力呈现“倒三角形”模式;主办警官办案责任制使得权力形成“菱形”模式的正态分布。主办警官办案责任制肯定了警察自决权,赋予主办警官更多的自由裁量权,对这种“自决权”应从加强自控、建立内部监督机制和强化外部监督体系等方面予以监督制约。     

体制变革:塑造大一统国家韧性的动态机制

中国古代大一统国家具有长期维系、不断重建的国家韧性.这种国家韧性并不是制度僵化停滞的表现.在中国古代大一统国家的历史发展中,其官制、税制与兵制都发生过多次影响深远的变革.大一统国家的体制变革既源于大一统体制与大规模治理之间的结构性张力,也得益于中华民族居安思危、革故鼎新的文明传统.体制变革是塑造大一统国家韧性的动态机制.通过体制变革,大一统国家的政治秩序得以长期维系,多权力中心分立的低水平均衡得以被打破,大一统体制长期向成熟演进的趋势得以保持.通过制度化变革实现有效治理的做法为我们塑造现代国家韧性提供了深远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文化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