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股份制企业中官款属性与企业制度变革

早期官督商办股份制企业中 ,官方垫款、借款都是企业的债务。由于官款承担了企业运营的主要风险 ,官方为确保其安全 ,以债权人身份控制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 ,并要求分享企业的利润 ,造成企业产权关系混乱 ,损害了股东的权益。针对官督商办的制度弊端 ,人们要求明确划分债权与股权 ,政府也逐步调整以债权人入主企业的做法 ,赋予投资者自主管理企业的权利。清末《公司律》开始以法律手段界定产权 ,但政府权力界定产权在企业实践中仍十分盛行     

遏制腐败的关键:加强以法治官和以德治官的结合

反对腐败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党和政府历来重视反腐败的斗争,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一批批腐败分子被惩处。但是,在党内和国家机关中还是存在不少的腐败现象,有些方面还在滋长和蔓延。遏制腐败的关键是加强以法治官和以德治官的结合,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论春秋时期的商人——“工商食官”制度与先秦时期商人发展形态研究之二

春秋时期的商人仍属于“工商食官”制度的范畴。春秋时期的商业组织以及与之相应的所有制形式“都多少带着土地所有制的性质”,在各种关系上“模仿着乡村的组织”。这一切主要是由当时社会生产关系中最根本的经济制度———井田制的变化所决定的。此外,政治关系、血缘关系等非经济因素对于春秋时期商人的发展形态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中国古代私人工商业在战国时期出现了第一次大发展,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井田制度的破坏。     

唐初禁卖婚诏:胡风唐渐的原因

唐初 ,山东士族卖婚现象严重 ,出于打击山东士族的目的 ,贞观十六年六月唐太宗李世民颁布了一则禁止卖婚诏令。禁卖婚诏虽然限制了关中人与山东人的婚姻 ,减少了山东人入朝做官机会 ,但关中人互相婚嫁 ,封闭式婚姻 ,不但不能割除关中人旧有的胡族习俗 ,而且相应阻碍了山东文化向关中的渗透 ,其结果更促使胡族习俗在唐初社会流行。唐初逆缘婚等胡族婚俗现象突出 ,胡食胡衣盛行。胡俗在唐初的流行 ,禁卖婚诏令不能不算是一个原因。     

中国古代内官制度的演变

该文就历代太后、皇后、妃嫔、宫女的内官制度的演变作了分析归纳,认为内官制度是在历代的 不断变化过程中逐渐发展完善的;隋唐以后至明代宫人女职成为内官制度的主流,这一点在明代尤为明显。     

“设官为民”的官民关系论

"设官为民"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视阈中最为典型的官民关系命题和官僚制度的基本原理。这一命题的基本思路是:从官僚产生的形上依据来说,上天爱民,设官代天牧民;从官僚权力的直接来源说,君不独治,设官佐君治民;从设官的社会根源说,民不自治,设官以治民;从君臣的政治责任角度说,君臣合道,设官为民事君;从君、臣、民的政治关系来说,忠君爱民,清正廉洁勤政有为是基本的官僚规范。对"设官为民"的官民关系进行总体分析和理论概括,将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的基本内涵和特征。     

“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文化解读——以四川客家话为考察对象

四川是我国第五大客家聚居省区。以四川客家话为例,考察“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历史与现状,不难看出其文化内涵:体现了客家人对自己语言的文化自觉和祖先崇拜观念。“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反映了客家方言的文化功能,即情感功能、文化传递功能和族群认同功能。客家语言态度上存在两个极端,体现了语言沟通与语言保护的矛盾。四川客家在处理好这一矛盾关系中有成功的实践经验。     

南京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的活动与民间义赈

1931年的水灾是民国时期最为严重的天灾之一。南京国民政府为此特成立了救济水灾委员会(简称“国水委”)。该文主要考察国民政府这一新设的救灾行政机构的特征与民间义赈的关系;从中国荒政史的角度,分析南京政府时期救灾行政体系的特点,进而联系民国史的研究,以更为广阔的视野来观察国家权力(官赈)与社会势力(义赈)的关系。     

从《教士条规》看广西忻城土司官族的教育思想

《教士条规》作为体现忻城土司官族教育思想的重要文献,反映了忻城土司官族对中原儒家文化的重视。《教士条规》强调儒家思想的教育,强调学生的学习态度,注重学生的礼法修养,强调对个人的成长应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教士条规》反映了中原文化在壮族地区的传播和壮族土司官族对中原文化的吸收。     

北魏内官制度杂考

由于史料甚少，对北魏内官制度很少有人问津，有些问题模糊不清。本文则对其中的一些问题作了探究，如对“三夫人”、“九嫔”以及宫内诸女官等作了一番考证，提出了与前辈学者不同的看法，或可为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