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官僚资本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敌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部分政权的资本化和部分资本的官僚化,新兴官僚资本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的焦点,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敌人.其中,官僚制或行政集权制是其政治制度基础,官文化或官僚政治文化是其思想文化根源.如何防止政权资本化和资本官僚化,以社会主义民主文化克服官文化,以公有制经济克服官僚资本,以民主法制克服行政集权制,以民主的权威克服官的权威,就成为提高我党执政能力、巩固其执政地位的关键环节,成为构建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     

论明代官私工商业经济的演变

明初官营工商业控制了绝大部分战略物资的生产,以此作为支撑王朝运转的物质基础。明中后期私营工商业日益发展并取代官营工商业后,明廷也逐渐由控制实物向征收货币转化。     

“士大夫”“官人百吏”考辨——兼论“吏民”的出现

战国秦官吏分层可分为宗室大臣、士大夫与官人百吏。其中,"士大夫""官人百吏"分别以"爵""秩"进行等级管理,"士大夫"有"秩",为千石至六百石。"士大夫"与"官人百吏"并以六百石为等级分界。这一分层特征,不仅有助于解读《秦律十八种·传食律》"官士大夫",而且为理解古代"吏民""吏卒"概念的出现,秦汉爵制中官、民爵分界的形成,提供了线索。二者在秦国还多用以对应中央官与地方佐官、属吏。君主既反对中央官吏影响、侵扰地方,又对地方官吏不尽信任,防范其作奸谋私。官僚组织"服务取向"明显突出的秦国,君主对官吏的"自利取向"仍多有警惕。对"士大夫""官人百吏"的考辨,可以增进对早期中国官僚体系结构的认识。     

论范成大领任宫观官期间的文学创作

范成大一生五任宫观官，长达十五年。领任宫观官促使范成大开发和营造的石湖别业，不仅是他归乡里居的具体地点，而且成为他与周必大、杨万里、姜夔等文人交游唱和的触发场域和记忆空间。领任宫观官为他反观自身提供了重要契机，生理上的病痛对其晚年生活及文学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病中自嘲与览镜自照成为他提举洞霄宫期间独特的创作现象。范成大通过身体书写，塑造了一个衰老、多病的自我形象，使壮志难酬与衰疾忧虑交织的情感体验得到了充分表达。他此时大量创作的田园诗歌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吴地农村的社会面貌，兼具田家乐与苦的两种创作主题，透露出范成大闲与愁的双重奉祠心态。     

王安石市易法与官药局流变新探

两宋时期是古代官药局的初创期和蜕变期。王安石推行的市易法是官药局创置、发展、流变过程中尤为关键的制度链条。首先，官药局的创置，缘起于市易务卖药所垄断销售太医局熟药的争议。神宗就此诏令市易务卖药所改隶并重组太医局，统筹太医局熟药的制售机构资源，力图实现平价营利与慈善惠民的双重目标。其次，官药局的运行及发展，是市易法实施后专卖制度在医药领域的实践拓展。北宋中后期，地方上的市易抵当监官也是地方药局的主要负责人。再次，市易抵当机构在市易法被废除后依然在央地之间官药的统购分销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官药局在北宋末到南宋的流变，根源于官药营利与惠民之间的矛盾难以调解。徽宗在崇宁至政和年间围绕太医局进行的再造，结果也适得其反。这最终导致南宋中后期依靠地方力量捐助或另筹资金重新开设的地方药局，不再具有“官”的职能特点，而是蜕变为以赠药和义诊为主的慈善医疗机构。     

公开个人信息处理中的企业合规

《个人信息保护法》对公开的个人信息呈现出弱化保护态势，但这并不意味着无需保护。公开个人信息承载了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和自由权益，企业处理公开个人信息仍需遵守《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公开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依据是以法定许可为原则，以个人同意为例外。公开的个人信息，并不是泛指任何处于公开状态的个人信息，它仅限于合法、绝对公开的个人信息。公开个人信息处理应限于合理范围之内，且应尊重信息权人的拒绝权。公开个人信息处理，虽然通常会因其公开性具有阻却违法、阻却责任的法律效果，但若违法处理也会让企业面临行政处罚和刑事追诉的合规风险。这主要包括欠缺合法性根据的合规风险，处理对象不适格的合规风险，处理方式不合理的合规风险三类。为防范公开个人信息处理中的合规风险，企业有必要建立公开个人信息处理中的合规方案，将其纳入数据保护专项合规计划之中，在数据业务中正确识别个人信息类型和公开个人信息类型，建立公开个人信息处理的影响评估机制。     

明代专差专使巡视考察制度

明代继承前代制度，时常派遣专差专使以及勋臣、宦官到地方处理应急事务，并且对地方进行巡视考察。由君主直接派遣的专差专使被授予很大的权力，除了处理应急事务之外，在地方巡视考察中发挥重要作用。派遣专差专使巡视考察地方，既是专制君主扩大耳目的举措，也是整肃吏治的重要手段，作为时代的产物，曾经在强化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维护王朝的政治统治，规范官员行为等方面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也存在许多难以克服的弊端。     

去官不原：中国传统法律行政终身问责制的宋代表达

官员特权与限制之间的张力构成了中国传统法律行政终身问责制发生、演变的内在线索。在沿袭和发展唐代去官原免规制的基础上，宋代通过诏敕等重点发展完善了以去官不原为核心的行政终身问责制。去官不原制度定型于熙宁变法时期，元祐更化时期关于其存废虽有所争论，但因其符合提高行政效率和国家治理集权化的需要，整体呈持续发展趋势。去官不原制度适用于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各个领域，发挥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保障国家经济利益、维护百姓切身利益、促进司法公正的作用。去官不原深刻影响着中国传统法律行政终身问责制和国家治理体制集权化的发展方向。     

“恩差”与宋代官制演进中的权力关系——以添差官、侍从官和兼官为例

“恩差”，是宋代官制中的一种权力关系特征，形成于君臣之间的权力互动，具体到政制中，即“恩典”与“职差”，前者侧重于皇帝的优宠与拔擢，后者侧重于具体政务的处理。由于宋神宗朝的政治实践，添差官在出现之初便作为皇帝“恩差”而具有恩典性与职差性。侍从官群体较为复杂，其“恩差性”始终交融，但元丰改制前后亦有不同的侧重。兼官最初则主要集中于恩典性，无职差性，随着元丰改制的推行，兼官获得了职差性，从单纯的皇帝“恩典”转变为皇帝“恩差”。在之后的制度演变中，添差官开始逐渐融入地方官僚系统中，“恩典性”趋于消亡。侍从官由于职事侍从官群体的扩大，开始从“言语侍从”转变为“有司之臣”，职差性大大增强。存在于中央高层官僚中的兼官，则因改制后职事官的恢复，塑造了新的权力结构。以权力关系为视角，探讨非常规制度的常规化，或可展示更为丰富的历史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