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去云来”看青霞

正一代女神林青霞以散文集《云去云来》作为自己60岁的生日礼物,她说人生"圆满"了。而读者则可静享林青霞新书:浮华看过,爱怨尝过,女神也终归于平淡了。这是林青霞第二本散文集,字里行间,是"云去云来"之感,平和、自在。对于人是最懂得林青霞写人的每一篇均值激赏,尤其是《窗里窗外》里的《三梦三毛》,有几分现代派小说的感觉。"一次半夜三点接到好像三毛声音的电话,一次梦见‘窗前,一张张信笺和稿纸往下落’,一次梦见‘藤椅     

公务员的金饭碗一去不复返

正在一个官本位思维历史悠久的国度,全民热爱当官必是一个社会潮流。无论古代先贤痛斥其"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还是当下被包装成动人的人民公仆,都无法阻止官场对优秀人才的虹吸效应。除拥有权力带来的人生成就感和受尊敬的社会地位,关键在于其明里暗里的实惠和超级稳定安逸的工作生活环境。现在情况有了转变的迹象。可以相信,一场危及公务员超国民待遇的治理风暴短期不会收场。个别地区已爆出年轻公务员因为福利待遇下降失望离职的消息,引起社会普遍关注和热议。     

动什么别动感情--论张爱玲笔下女性情感与现实命运的冲突

张爱玲的作品大都以婚姻爱情为主线，通过她笔下所描绘的女性在婚姻与爱情之间的无奈纠葛，展示出女性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的生存与挣扎，以及女性因之产生的感情上的无奈和屈服。本文以张爱玲作品中女性的感情世界为切入点，用张爱玲的作品名做小标题，并以此为主线，探讨了女性在情感选择时的被动与无奈，进而向现实屈服，放弃感情，为物质而结婚的共同宿命。     

张承志:鲁迅之后的又一个作家

我身上的某种气质使我难以融入这个时代、这座城市,难以融入到知识分子和文人学士中间去。他们也强烈地感觉到我是一个异类。1989年我进入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师姐朱伟华说我是一个天生的"解构"主义者。理解张承志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尴尬的难题。多少年来,我一直抗拒着他,始终回避着他。在张承志极力要成为一个强者的时候,我一直在追求成为一个"弱者"。陈福民兄读出了我的文字中间迥异于张承志     

毛泽东读《西游记》

正毛泽东读《西游记》,和读我国其他优秀的古典文学名著一样,开始是当故事读的,后来就联系我国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的实际,从各种不同的视角去阅读,去理解,去运用,去说明实际问题。从政治的视角阅读《西游记》《西游记》是一部著名的神话小说,从政治的视角去阅读这部小说,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阅读《西游记》的一大特点。1957年2月8日,毛泽东同文艺界的同志有一次谈话,旨在宣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号召社会各界帮助共产党     

论虚话

正信息时代,网络走进千家万户、寻常百姓之家,让长期的信息垄断者黯然失色,让眼花缭乱的世界明白于众目睽睽之下,随之也让一些名不见经传的"草根"之人一夜走红。不管你是脱、陪、裸、露,还是歪、正、邪、偏,也不管你是达官权贵,还是芸芸众生,只要奇特,只要能吸引众人的眼球,只要是众人注目之事,都能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石明就是其中一个。一段时间,网络上闹得沸反盈天、铺天盖地,好不热闹。     

小说概念与小说文本的混淆———小说批评与小说史研究检讨之一简

小说文本与小说概念，是迄今为止几乎所有中国古代小说史著作和小说批评研究长期纠结不清的问题。其实，小说概念与小说文本是捆绑在一起的两张皮。凡是从事中国古代小说史建构或者批评史研究的人，都不能回避这两个概念，更不能混淆这两个概念。因此，认真检讨我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种种谬误，实在是搞好我们研究的基础和前提。     

三类世界里的忧患情怀——浅论魏晋六朝志怪小说的悲剧色彩

面对魏晋六朝时期残酷的社会现实,敏感的文人学士深刻地体验到人生的变幻和生死的无常。因此,这一时期的小说是魏晋六朝时代文士生命意识觉醒的呐喊,在小说中所描绘的三类世界也无疑是这一时期文士忧患情怀的集中体现。     

秦地新小说概观

三秦新小说崛起于20世纪40年代，以延安为中心，沿着“延座讲话”的方向，蕴育出了新的时代精神。它脱尽了汉唐时代的摩登与霸气，风尘仆仆，一脸土气却也还沉淀着三秦文化的基因。40-70年代，出现了“秦地小说三杰”：柳青、杜鹏程和王汶石在全国一领风骚。新时期的秦地小说有了很大拓展，创造了第二次的辉煌，又出现了“秦地小说后三杰”：路遥、贾平凹和陈忠实雄视全国文坛。三秦新小说在中国的文坛上占有重要的位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舶来与本土化:澳大利亚殖民主义时期哥特式小说研究

在英美文学界,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研究的发展,哥特式文学得到了热烈的讨论和研究。然而,由于白人历史不够悠久,澳大利亚长期以来被认为缺乏哥特式小说滋生的古堡文化,因而,哥特式小说在澳大利亚的新发展也未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考察哥特式小说在澳大利亚殖民主义时期进行移植的可能性并且梳理哥特式小说在澳大利亚的本土化新发展,既可以拓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视野,也可以丰富哥特式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