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律师在侦查程序中的地位和权利

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体现了诉讼地位,诉讼地位的正确定位又影响着律师的权利大小.目前我国的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地位过低直接影响着执业的权利及其我国刑事诉讼后续阶段的控辩平衡.因此必须在刑事诉讼法中直接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辩护人"的法律地位和赋予律师相应的执业权利,比如律师在讯问时的在场权和调查取证权.     

国际社会对少数民族权利保护趋势

少数民族权利的保护在当今世界不仅是人权问题、发展问题,更是各主权国家团结、稳定和世界和平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对少数民族权利的保护出现了一些新趋势:首先,在立法上发生了重大变化,那就是国际、区域和各主权国家都加强对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的立法;其次,在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的内容上更加广泛和具体,其中最大的变化来自于“自决权”向“自治权”转变;最后,对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的机制和救济机制更为完善和多样化。     

对"婚内强奸"行为法律定性的再思考

受传统观念以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男女两性关系特殊性的影响,"婚内强奸"行为一度被排除于犯罪的范围之外.从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已婚妇女对丈夫仍然享有性的自由和权利,婚内强奸行为应当在合理的范围内被刑法规制,并且在刑事追诉上宜采用自诉方式.     

农村贫困地区智力扶贫的成本考量及对策研究

目前,我国解决贫困的方式和方法重点转向以提高贫困地区农民的素质为目的的智力扶贫.历史和经验表明,任何一种扶贫方式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优势和劣势,作为贫困地区脱贫的一种"造血"机制,智力扶贫也存在着不可避免的障碍性因素,这就是综合成本问题.如何突破智力扶贫的综合成本制约,建立高效低廉的贫困救助体系,就成为扶贫政策实践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社区参与不足的社会学解读

社区参与不足表明居民拥有了不参与的权利,不参与权利具有维护社区建设总体目标之积极功能。这种社会条件下,政府为了提升自身的合法性,就必须走向社区开放权力系统之路。     

民法学上权利客体与权利对象的区分及其意义

主流观点直接将哲学上的“客体”移植于法学领域,不区分“权利客体”与“权利对象”,认为权利的客体是物、行为、信息等具体对象。该观点既导致了对人们作品及其权利性质的争论,更难以为个人信息商业价值与“特殊物”的法律保护提供自洽的理论解释,最终使得人格权与财产权区分理论陷入困境。在法学上,应该区分权利客体与权利对象：前者是一个抽象的范畴,是指体现在各种权利对象上的人格利益或财产利益;后者是一个相对具体的范畴,包括物、行为、信息等承载各种财产利益或人格利益的载体。由于同一个对象上可以同时体现财产利益和人格利益,因此,可以同时给予人格权和财产权双重权利保护。这样,既可以顺畅地解释作品及其权利性质问题,也可以为个人信息商业价值和特殊物的法律保护提供有力的理论依据,又坚守了人格权和财产权区分的基本理论,还可以据此科学地划分民事权利体系。此值我国民法典起草之际,区分权利客体与权利对象有助于民法典体系的构建,也可以为知识产权等信息财产纳入到民法典中提供体系化的理论依据,从而为中国特色的民法典体系构建作出贡献。     

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权利和义务

“使用即同意”是构筑网络服务法律关系的基础方式,有其合理合法之处,但也可能因此损害用户的利益。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网络服务法律关系中享有充分的权利,包括规则制定权、规则执行权、纠纷裁判权、取得特别许可权、法律适用选择权、责任限制或免除权等,同时承当相应的义务,包括注意或审查义务、安全保障义务、知识产权保护义务、隐私权保护义务或个人信息保护义务、审慎作为义务等。网络服务提供者所享受的权利群与义务群应该实现总的动态的平衡。法律应当对ISP的权利义务进行适当规制。     

社会转型期下的农民工权利保护——以一则工伤案例为例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结构不断分化、重组,各类利益群体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利益冲突和矛盾。而农民工权利保护问题在这一转型期内显得尤为突出。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维护农民生产要素权益,保障农民工同工同酬",可见,农民工权利保护已经成为深化改革、促进转型的重要方面。本文从笔者接触到的一则工伤案例谈起,分析社会转型期下农民工权利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找出产生问题的原因,进而寻求具有可行性的保护对策。     

中国本土主义的权利理论建构——评夏勇《中国民权哲学》

《中国民权哲学》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循本开弘,也是对西方权利理论的扬弃和改造。它以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为活水源头,在汇通中西学说、传统与现代的基础上,试图建立中国本土主义的权利理论。在体系结构上,它解决了中国民权哲学相互关联的六个重要问题:本土资源、理论基底、道德关注、核心法门、现实考量和价值功能。     

商业秘密法律保护模式探讨——兼论我国立法的完善

对于商业秘密的立法保护,既有"行为法"模式,也有"权利法"模式。前者侧重于规制侵犯商业秘密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强调竞争秩序的维护及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形为"宽保护",实为"弱保护";后者侧重于保护权利人的商业秘密权,强调私权保护,形为"窄保护",实属"强保护"。厘清并强调商业秘密的知识产权属性,对确立商业秘密的权利法保护将起着重要的影响乃至决定作用。我国立法现状及司法实践,都亟待权利法的"强保护",即以权利法为中心,以行为法为补充的综合立法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