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早期现代自然权利学说的解体——从康德、黑格尔到马克思

早期现代自然权利学说的核心内容在于对自然状态的假设,以及自然人通过达成社会契约而从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自然权利学说所假设的自然状态并非人类历史上真实和普遍存在过的事实,而只是从当时的实际社会生活经验中反推出来的一种理论假定状态,它对经验的依赖使得早期自然权利学说是存在缺陷的。针对早期自然权利理论的这一问题,康德、黑格尔与马克思等人都进行了批判。康德从纯粹实践理性出发,以先天形式演绎的方式来建构具有普遍必然性的法和权利理论,克服之前自然权利学说的经验品格。黑格尔和马克思尽管也同样反对经验主义,不过与康德的形式主义进路不同,他们认为,关于人类自由的政治哲学理论既不是实证主义的,也不是规范主义的,而是"事实的规范性"的。只有从以"事实的规范性"为核心的理论视角出发,而非从自然权利学说出发,才可以更为有效地理解和变革人类的真实状况。在马克思等人的彻底批判之下,早期现代自然权利学说最终走向了解体。     

岳麓书院藏秦简“得之强与弃妻奸案”的社会性别考察

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一份乞鞫文书,整理者命名为"得之强与弃妻奸案",完整记录了一件强奸未遂案的复审情况,其中包括"得之"(人名)和其前妻"■"(人名)对案情过程的陈述以及案件发生地当阳县及其上级机关审案人员对该案件的审讯及复审结果。以社会性别的视角审视这一案件发生及判决的全过程,可以对秦汉时期"弃妻"的权利及强奸未遂案判决的法律适用有全新的认识。据此推知,在秦代,"弃妻"离开夫家以后,极有可能成为单独的女户,与前夫之间不再有紧密的法律关系,而"弃妻"之子也大概率会归母亲抚养。另外,对于强奸未遂案,官府并没有专门的法条维护受害女性的人身权利,更多的时候可能是不追究或比照和奸、斗殴案件处理。     

农民工市民化与城镇化进程的共生与错位

农民工市民化与城镇化进程有着必然的共生关联,但是在实践中,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践事实与迅猛的城镇化进程相分离。在城镇化进程中,城镇化的经济驱动型特征与农民工市民化的经济给付型需要错位,国家推进人口城镇化的强意志与地方政府的弱反应形成反差,城市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与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存在矛盾。在城镇化发展中,要以“共享“为理念,重构农民工的城市权利;以“主体性”为依归,尊重农民工的市民化选择;以“均衡发展”为目标,拓宽农民工的发展路径。     

《民法典》背景下动态质押权利竞合论

动态质押与动(静)态质押竞合时应区分“先现实交付、后指示交付”“先后均为指示交付”“动态质押与静态质押”以及“动态质权人转质”四种情形来确定相应的顺位规则。动态质押与浮动抵押竞合时应按照公示时间先后确定清偿顺序，但浮动抵押是由质权人设定且善意第三人已办理抵押登记时，浮动抵押权优先于动态质权受偿。买卖价金担保权与动态质押竞合时应依据公示先后确定顺序，前者不具有对抗后者的绝对效力。为避免当事人倒签仓单日期恶意损害动态质权人利益，动态质押和仓单质押应走向融合，均以实际交付货物作为生效要件，由此决定优先顺序。     

治理效能视角下公民参与公共服务的制度研究

公民参与公共服务的有序性和有效性并非直接相关,可以从有序性和有效性两个维度分析公民参与及其治理效能的关系.为提升治理效能,以程序性规则为核心的制度设计能更为充分地保障公民有序有效参与公共服务,实现公民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与有序合作.基于全过程民主、程序性权利和共同体秩序等公民参与的程序性价值维度考量,再以环境保护领域中的公民参与为例,从公开公示机制、意见表达机制、回应吸纳机制、监督评价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等方面构建公民全过程参与制度,并探索公民参与的方法和策略.通过公民参与的程序性价值内化、方法创新与技术转型来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有限责任公司涉章决议中的股权保护——基于对公司法人理论的思考

伴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的施行，公司章程在公司法人治理中的地位进一步得到提升。但现代性条件下股东、公司法人以及外部社会之间的张力尚存，且现有法人理论不足以支撑公司尤其是有限责任公司的治理实践。为更好地规范涉章决议以避免其侵害股东权益，仍需进一步发掘我国公司法人理论。从股东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共同体中的特殊性权利义务出发，在公司法人差异化，章程、股东权类型化的前提下实现股东合法利益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