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性”之行刑认定的区分 ——以非法性的形式和实质认定为视角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性的行刑认定长期依循形式和实质认定并存的二元认定模式,早期行刑判断路径同步。《非法集资解释》的制定标志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非法性的判定回归刑事法的道路。《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的出台表明非法性的行刑认定彻底分离。《非法集资解释》在非法性的认定上采用形式标准"有权机关批准"和实质标准"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并存的二元认定模式。《处非条例》将非法性"形式+实质"的二元认定修改为"形式+补充"的一元整体的认定。明确区分"依法许可"和"依法批准"以及"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和"国家金融管理法律"的规范含义,是在形式和实质上实现对非法性的行刑区分和衔接的前提。     

公民信息公平权益法律保障#br# 的完善路径#br#

公民的信息公平权益是基于社会公平正义理念,公民在信息获取与处理过程中所享有的重要社会利益,具体包括信息平等获取、平等使用、公平分配和信息自由。由于数字化生活中社会主体的能力差异、智能科技的隐性歧视、政府市场决策的数字依赖等原因,公民主体间的信息公平失衡急剧凸显,并亟须进行“技术—法律”二元规制。针对当下该权益法律保障所存在的专门法规不足、忽视“数字人权”诉求、偏离公平的失衡样态以及缺乏可操作对策等问题,我们可对公民信息公平权益的法律保障进行如下完善：宏观方面,应基于权益损害现实,确立平等保护、倾斜保护、及时保护和合理保护原则,并将“设权保护”作为主要模式;微观方面,应从“软—硬”结合、“点—面”结合、“公—私”结合以及“权—义”结合出发建构权利体系,并从法律责任和司法救济两方面丰富法律救济。     

对法律惩罚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的进路

从历史、文学、宗教和社会实践的观察中,人们会发现:在人类社会关系的构建中,惩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惩罚意味着痛苦,是对自由、财产乃至生命的剥夺,被道德家们认为是一种恶,但道德家们又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必要的恶。那么,如何理解和认识惩罚这种现象呢?惩罚的正当性又何在呢?众所周知,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报应主义和以边沁、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功利主义为此提供了不同的证明。报应主义主张正义和应得,功利主义主张社会利益最大化。那么,马克思是如何看待惩罚,如何看待两种惩罚理论的呢?一般认为,马克思没有一个关于惩罚的理论。格兰…     

空间正义与城市革命 ——大卫·哈维城市空间正义思想研究

由于新全球化的全面扩张和都市化运动的快速推进,社会再生产的主要方式已由传统的物的生产转换为空间本身的生产,由此空间正义/不正义成为所有社会问题中的重点和热点。作为断裂化、等级化的城市空间凸显着空间非正义问题,表现在生产领域中城市空间成为受资本力量支配的新的剥削模式,分配和交换领域中城市空间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和城市贫富悬殊的加剧,消费领域中城市空间的等级化与堡垒化。在大卫·哈维看来,要实现城市空间正义,必须在城市空间开展反资本主义的斗争,重塑公民意识,争取空间生产权。     

认真对待无罪命题

刑事程序向来关注罪刑治理而边缘化无罪命题。然而,与定罪判定一样,无罪裁判也是刑事诉讼的一种自然结局。刑事程序的无罪命题是一个实践命题、制度命题和理论命题。立法与司法体系必须打造一种围绕无罪命题的程序治理机制,保障公民不被误卷入刑事程序以及将被误卷入其中的公民及时解放出来,恢复其清白与自由。围绕无罪命题的程序治理应当被构筑为一种自治、开放且富于反思性、执行力的制度体系,注重权力规制与正当程序控制,最大程度地实践刑事诉讼法作为被告人大宪章的精神实质。同时,必须反思无罪命题在中国的艰难展开,寻求价值观革新、制度变革与政策优化,完善无罪命题的程序治理机制,并注重微观行动与个案层面的努力。     

阿马蒂亚·森的贫困理论及其方法论启示

阿马蒂亚·森摆脱贫困研究的传统供求模式,基于实证研究,提出了关于贫困的权利理论,指出贫困并不仅仅指收入不足,而是权利的失败所导致的。森在《贫困与饥荒》中使用权利方法对饥饿和贫困问题进行研究。但是,权利方法依然是经济领域内的考察。森进一步提出"以自由看待发展"的伦理发展观,从人们实际享有的自由出发,以"可行能力"作为衡量人类发展综合性评价标准,关注底层人民的利益。森的贫困理论开启了对贫困问题研究的多维视角,对于解决中国贫困问题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北朝熊安生的礼记学及其经学史意义（上）

熊安生是继王肃之后,在南北朝时期的礼学传承和《礼记》疏解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的经学家,身居北朝,与南朝的皇侃以“三礼学”并鸣。唐孔颖达的《礼记正义》对熊安生《礼记义疏》的文句有相当程度的选取和保留,并有所评判。熊安生对《礼记》的解说和诠释,既显现出对郑玄学说的继承与发展,又呈现出相应的时代特色,而且很多内容成为孔颖达《礼记正义》不能不加的引述和必要的参考依据。那么,诸如沿袭郑注而有所引申、提出不同于郑义的解说、称引纬书及其郑玄注以为己说、称引其他经书与典籍以解义等方面,就成为熊安生礼记学的突出特点。另外从孔颖达《礼记正义》当中大量的评议以及后世学者的关注和评价,也可以看到熊安生礼记学的经学史价值所在。     

行政诉讼履行法定职责实体判决论——以“尹荷玲案”为核心

“司法审查有限原则”是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原则,这导致了“履行法定职责实体判决”存在争议。“尹荷玲案”不但证成了履行法定职责实体判决存在的正当性,而且明确了该判决适用的“双阶要件”,即“理由具备、事实清楚、法律规定明确”的一般要件,与“法效果唯一性”的特别要件。其中“法效果唯一性”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羁束行政行为,二是行政裁量收缩为零,这恰与《行政诉讼法》修改后“给付判决”与“履行判决”的规定相契合。纵观司法实践,重做判决、履行判决、给付判决形成了“程序性判决—提示性判决—履行法定职责实体判决”3种判决方式,体现了三者功能的相似性。作为实质化解争议的履行法定职责实体判决,也彰显了司法推动制度发展的功能。     

论沈家本的良善刑法观

作为一个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晚清法学大家,沈家本认为“各法之中,尤以刑法为切要”,刑法应当是良善之法,既要稳定、统一、明确,又要权时而变,保障人权及平等,并阐述了良善刑法的产生及实现条件,这些对于当今我国正在进行的刑事立法及司法改革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