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是现代的一部分吗?

后现代是现代的一部分是汉语学术界近来渐占上风的一种观点,本文作者认为这种说法是对历史和文化的误读,其根源在于未能领受到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不同本质,因而或者把文学艺术意义上的现代性等同于作为历史逻辑/世道的现代性,或者对后现代性中尚未充分展开的全新生存逻辑和世界结构视而不见。真正的后现代不是现代的一部分,而是彻底超越了以主体—客体二分法为基本逻辑的现代性的全新时代,从现代到后现代是人类生存方式的根本转折。     

论创新的主体素质、客体环境及思维方法

人类探知未知事物的强烈欲望以及永不满足对美好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追求 ,是创新活动永不枯竭的动力。作为创新主体的人 ,应该具有承担社会责任的思想道德素质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多层次的文化素质和复合型智慧素质 ;恪守法律和原则规范的自律素质。创新的客体环境包括客观事物存在的实际、市场的需求实际及政府政策行为实际。创新思维力戒违背事物发展规律和否定一切 ,力戒浮躁不入和墨守成规 ,力戒刻意创新和花样翻新。     

论辩证法与实践的不解之缘

不能离开实践来谈论辩证法 ,把辩证法建立在实践基础上是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避免现有体系中的问题的必由之路。     

客体能动性与文学文本

"文学文本"是文学实践活动的对象,体现着一种主客体关系状态.文学文本分析的实质就是着重强调文学文本客体的能动性,但是文学文本分析不是一种纯粹的客体或语言分析,它并未与主体或文学文本外的客观世界隔绝.     

交通肇事罪之构成要件及其相关理论

我国刑法学界不乏对交通肇事罪的研究,但大多数的研究只是针对该罪的某一方面(如罪过形式,“因逃逸致人死亡”等),少有对该罪进行系统、整体的研究(即使在教科书中有对本罪各构成要件的叙述,也只能算是对该罪的简单介绍而已)。尽管从本罪的某一方面出发,可以使研究更能有的放矢,但难以给人以本罪之全貌却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本文拟从我国传统犯罪构成理论入手,对交通肇事罪的各个构成要件及其所涉及的相关刑法理论进行介绍和研究,以期使关于本罪的理论能够达到理性的整合,为司法者提供解决交通肇事案件的思路和方案,完成注释刑法学的基本任务。     

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探析

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也称不实陈述,泛指证券发行交易过程中不正确或不正当披露信息和事实的行为。虚假陈述既损害了证券市场赖以存在和健康发展的信息披露制度,同时也侵害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明确证券市场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性质和归责原则,对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和投资者的利益保护尤为重要。     

从主体性教育思想看大学英语课堂

21世纪是国际经济和科技竞争异常激烈的世纪,它需要人的主体意识得到充分提高,积极性、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主体性教育成为学校教育发展的主流。然而教师与学生孰为主体,孰为客体,却一直是英语课堂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随着素质教育的深入开展,人们已意识到英语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基础课程,语言技能的掌握,只能依赖于学生个体的实践,教学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参与性。     

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与客体

在我的认知当中,思想政治教育是活动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不是只靠主体或者只靠客体就可以运作的,离开了主体与客体的哪一个方面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就没办法正常开展。所以,主体与客体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两个方面,一般说来,教育者被认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而受教育者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客体,就需要我们对主体的特征、表现等有一个充分的认识,我们要对主体的主体性表现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最根本的特点就是主体性,而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特点是具有客体性,同时,客体有时候也会具有主体的某些特征。在研究的过程中,除了对主体有充分了解认识之外,我们还需要对客体的特征、表现等有一个认识。最后,我们也要进一步分析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内在联系,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思想政治教育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关系,研究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以加深我们对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进一步认识。     

DFO荧光显现技术的灵敏度探讨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内外刑事科学技术水平有了普遍的提高,在渗透性客体上显现汗液手印,引进国外技术,结合我国实际的DFO法应用广泛。该文就关于DFO对不同纸张、不同时间遗留指纹的显现灵敏度展开讨论。     

新兴权利立法保护“启示录”:激进败笔抑或创新之举——以美国半导体芯片特殊立法保护为例

1984年美国颁布了《半导体芯片保护法案》,这是在过去100年时间里美国采用特殊立法模式通过的两个法案之一。美国参、众两院曾就芯片这一新兴客体的保护模式展开过激烈争论,但随后,美国就积极推动半导体芯片的国际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独立地位及特殊立法保护模式因此而获得国际社会认可。面对信息时代不断涌现的新兴客体,我国需要在立法考量因素及模式选择、法律的工具性、立法对新兴权利的应对之道等方面做出重构与反思,从美国立法应对新兴客体与新兴权利的积极姿态和推进路径中获得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