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框架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重塑思路

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有利于农业支持和保护的加强,有利于一国的农业发展.由政府提供农村公共服务是由公共服务的公共产品特性所决定的,由政府提供农村公共服务属于WTO规则所规定的"绿箱"政策,同时,在我国农村对公共服务体系也具有强烈的需求.因此,重新构建我国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对国际化背景下我国的农村和农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东北沦陷时期日伪的劳工政策及其后果

日本侵略者在东北沦陷时期对东北的劳力资源所实行的野蛮掠夺政策是伴随日本侵华战争的战略部署和殖民统治的进展而变化的。在东北沦陷的初期、中期、后期 ,分别实行了限制华北劳工入境、积极诱骗华北劳工入境、“劳务新体制”即“国民皆劳”的劳工政策。劳工掠夺政策的实施给东北人民的生命财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纺织品进口配额的取消与中国面临挑战的思考

面对2005年纺织品进口配额的取消,WTO成员各有思考,无论是处于成本相对劣势的发达国家,还是处于技术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纺织品的出口潜力都特别忧虑。实际上,中国的出口环境远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只要配额取消就可以长驱直入各国市场,因为各国对自己市场的保护措施是多方面的。中国要转变出口追求标准,即从单纯的追求创汇总额向追求出口利润或净利益转变。为此,在对外贸易政策方面要追求企业和国家高效益,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有效地组织产品生产,形成本国企业对特定产品市场的垄断,以便靠价格控制,而不是数量激增获得最大限度的出口收益。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处遇——刑事政策视域下的学理解释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处遇是我国刑法适用中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基于未成年人的特殊主体身份,产生了与之相对称的以教育为主、以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理念,并在刑事立法和刑事解释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其中学理解释在弘扬该刑事政策的基础上,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处遇上倡导:对刑法典第17条第2款的解释和适用,应坚守行为说+罪名说的限定方式;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处遇上,预防是刑罚适用的正当化依据,应从刑罚种类的限制性适用、刑罚裁量制度的扩张性适用及刑事和解等方面加以实现。     

多源流理论的应用探索——兼论《出境入境管理法》出台的动因

多源流理论是针对政策议程研究的重要工具.本文在理论修正的基础上,尝试对其进行本土化改造,并在结合国内政策过程实际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理论扩展,借用扩展后的多源流模型,对国家出入境政策——《出境入境管理法》的制订过程进行了深入分析,描绘了问题、政策、政治这三种源流的动态作用,以及与政策之窗的结合过程,针对理论在国内应用中的问题和不足进行了讨论.     

外国公司经济犯罪刑事治理体系的完善

我国现行应对外国公司犯罪的刑事治理体系存在着刑事政策宽纵化、罪刑失衡以及自我废弃司法主权等诸多问题,与在华外国公司的犯罪高企态势不相适应。为此,应按照"内外一视同仁"的刑事政策加强监管惩处,同时借鉴域外经验完善相关立法,如扩张相关犯罪如行贿罪等的范围,明确"贿赂"等相关概念的边界,使对外国公司经济犯罪的刑事治理体系化、制度化。在此基础上重置司法管辖权,改变以往司法权的消极态度,通过参与跨国合作,特别是预防打击腐败方面的国际合作和技术援助,主动介入到我国有管辖权的各类外国公司犯罪中,藉此提升我国应对外国公司犯罪刑事治理体系的实效性。     

政策导向、汲取能力与卫生公平

改革以后,中国政府在承担卫生保健职能方面的意愿和能力发生了变化,本文考察了这些变化对城镇卫生保健筹资和服务公平性的影响。文章分析了在强大财政压力下城镇医疗保险制度的演变过程,以及政府对公立医疗机构的政策转变对医疗服务提供者行为的影响,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解释了卫生保健筹资不公平、医疗成本上涨等现象的成因。基于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的结果,文章对中国城市卫生保健筹资和服务利用的不平等程度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卫生改革不但没有解决医疗费用上涨问题,反而加剧了这一问题,在医疗保障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降低了弱势人群对卫生服务的获取,使得卫生保健的公平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应该改变政策导向、加强汲取能力,从而能够在重建覆盖全体居民的公平、可及的基本卫生服务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环保产业相关主体博弈分析

在环保产业发展过程中,由于环保产业和污染企业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供需关系,因此生产企业的排污和污染治理策略对环保产业的发展及环保企业的生产有着重要的作用,而政府的环境规制将影响污染企业的排污或污染治理策略,同时也将影响到环保产业的发展。环保产业的利益很大程度上受到污染企业生产策略的影响。环保产业的目标同样也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由于环境保护的外部性效应,因此环保产业利益的实现需要政府环境政策的支持。     

中间阶层的结构功能与政策选择

中间阶层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力量,是和谐社会生成的基础,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和推动民主化的原动力,是市场最重要的消费群体。大力培育中间阶层是每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培育中间阶层,一要健全社会流动机制,实现中间阶层形成和发展的社会条件;二要改变中间阶层在政治和法律上的弱势地位,保证其发展的稳定性;三要给农民以国民待遇,保障其市场主体地位。     

资产社会政策视域下的农村贫困治理

农村贫困治理是一道难题,尤其在贫困发生率降低到一定程度,各种扶贫开发措施均难以奏效的情况下,意味着反贫困已经进入后攻坚时期.有鉴于此,适时调整扶贫模式,转换治贫理念,实现由开发扶贫向发展扶贫转型就显得尤为重要.兼具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二者之长的资产社会政策,借助个人资产账户为工具,并嵌入资产建设理念,将为我国农村贫困治理开辟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