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政治发展趋向

在抗战时期,国统区政治发展曾呈现出集权与专制、合作与民主两种不同的趋向并存的局面。这虽然看似相互矛盾但却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时抗日战争的需要,因此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二者之间所固有的矛盾决定了它们不可能长期和谐共存。抗战中后期,集权与专制的趋向已明显超过合作与民主的趋向,在国统区的政治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二者之间的矛盾也由此日益尖锐和激化,从而导致了两场民主宪政运动的爆发。这两次运动虽然最终皆以失败而告终,但却反映了合作与民主在整个抗战期间仍是国统区政治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趋向,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代表了当时中国政治发展的前进方向。     

“法治”的含义应当准确——与张春生、阿喜两位先生商榷

本文认为要准确地把握法治的含义，必须正确处理法治与法律、法制，法治与专制、人治的相互关系，法治的基本内涵与标志是民主政治与法律权威；与专制相结合的法制不是法治，只是人治的形式之一。法治的实现离不开道德的支撑，但将“法律全都转化为道德”的社会不是法治社会。法治需要弘扬优良的法律文化传统，但在中国，没有法治的传统     

浅谈我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及其启示

我国作为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文化源远流长。封建统治阶级在长期的统治过程中,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政治制度,其中的行政管理体制也日趋完善。而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行政监察制度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也得到了不断的发展与完善,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官吏监察体系,职能齐全、机构独立,体制完善,对社会的稳定、国家的统一和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监察制度在不同朝代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发展、演变过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论宋与辽、夏、金的榷场贸易

两宋时期特殊的政治格局使宋王朝在发展与辽、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贸易时,将政治与经济紧密结合起来。其主要特点是:双方采取严格控制的官营贸易形式;贸易的开展受双方政治关系制约;敌对双方都将对方急需的军用、重要物资列为贸易违禁物品。同时,因地域分工是中国古代民族贸易兴起和长期存在的基本前提与基础,即使在战时,南北两地互补余缺的物资交流也从未停息过。     

从专制人治到民主法治：近代中国的宪法成长及其意义

近代中国的宪法成长具有两个相互联系的不同主题 :其一是“从专制到民主”,它反映的是法律文化所依托的政治制度架构方面的变革对法制转型的影响 ,以及法制转型过程中法律所表现和确认的政治内容上的变化。其二是“从人治到法治”,它一方面反映的是现代化进程中 ,政治结构中统治方式的变革 ,另一方面 ,反映的是法律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 ,特别是法律与权力之间关系的变化。因之 ,从制度上考察近代以来特别是 2 0世纪前 5 0年 ,中国社会从传统专制制度下的人治主义统治方式向现代民主制度下的法治主义统治方式的转变过程是中国法律发展理论研究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值得重视。     

中国封建考课制度的历史考察

中国封建考课制度自战国确立年终上计的方法后,有关考课的组织、周期、内容、标准、等第、奖罚等方面的规定,秦汉至明清历代虽各有隆替增损,但大体而言,是不断健全、完善,日趋慎密细致。尽管封建君主设制立范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巩固专制独裁统治,其考课的实施也多有徇私、循资、欺上瞒下以及党同伐异等弊端,但它所蕴涵的循名责实、奖优罚劣、甄别贤愚、量才任用,以及从心理上激励百官尽忠尽职、廉洁奉公、建功立业的合理成分,至今仍有启迪和借鉴意义。     

先秦的“法治”思想和实践考量

先秦法家在与儒家“礼治”的争论中提出“法治”思想,并与战国时期富国强兵的国家策略结合,变法图存的“法治”实践此起彼伏。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秦国的商鞅变法,秦国由此迅速崛起并最终吞并六国,建立起统一的封建国家。秦帝国的建立是“法治”思想和实践的里程碑,大秦将集权专制和“法治”相互糅合,将法家重刑思想发展到极端,走向了崇尚暴力和滥刑滥杀的野蛮恐怖境地,导致天下怨叛,秦王朝二世而亡,君权至上最终将法治引向了集权专制的死胡同。     

论《周官》与西汉河间儒学

《周官》成书众说纷纭,将之成书移至载籍初见的河间则更为科学砥实,众多聚讼亦涣然冰释。《周官》标举周制,实为大汉立法,其封建是大一统封建,其制度是六卿共治的文官制度,一方面尊礼君王,一方面又将王权牢牢地限制在制度秩序中,试图织构一个道德文化的精神秩序与行政法律秩序的二元社会政治结构,这种结构已有君主立宪的原始宪政精神。为强化制度权威,《周官》强调天礼合一,甚至天地都要接受礼的规范。这在河间儒学的《春秋》左氏学、《毛诗》学等方面均有体现。本文称河间儒学这一构建为天礼之学,与时中央儒学,强化皇权地位的天人之学形成了深刻的学术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