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得其武,梁得其文——略论南朝时期彭城武原到氏家族门风之演变

彭城武原到氏出自寒微,晋末宋初,到彦之追随刘裕之北府兵集团而起家,以护卫宋文帝继统而固位,奠定了其家族的政治地位。宋末以后,其子弟之作风有所变化,生硬地模仿士族社会的文化风尚。及至萧梁,到氏人物为人作派名士化,对士族社会擅长之清言、书法、围棋等皆有涉及,尤以文学才能显名,也通经史,深得梁武帝等奖掖。其家族人物任官也以清选为主。南朝时期,寒门勋贵在获得政治地位后,在文化上不断取法高门世族的文化风尚,以提升其门望,彭城到氏可谓一例典型代表。     

论政治视域下吴越文化的霸性——以隋唐之前为主要考察

作为颇具地域特色的南方文化,吴越文化不仅天然地形成了清绮、柔软、秀美、瑰丽、浪漫等特点,而且在它早期的发展中也形成了刚健霸性的一面.这种霸性自形成后便成为一种特质内含于吴越文化之中,尽管在此后的不同历史时期吴越文化曾深受不同文化影响,甚至是融进其它文化之内,但这并没有改变吴越文化的霸性.只不过这种霸性在它发展的不同时期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春秋时期它以血与火的政治争霸形式表现,汉末至三国它以孙吴建国称霸江东的形式出现,两晋南北朝时期它则以吴越士人在文学和政治仕途上的奋进来体现.随着隋唐的再度统一,吴越地区的进一步开发及其与中原文化的进一步交流和融合,吴越文化在文明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它的霸性便不再常以军事上的武力和地方割据的形式表现,而以经济、文化的发展来体现了.     

唐诗中的“临洮”意象与边塞情怀

临洮在唐代具有突出的边防意义,唐朝诗人或以其实际经历,或以其想象中的临洮为意象,表达其边塞情怀。＂临洮＂在唐朝诗人的笔下,或是具体指陈＂临洮＂,或是以＂临洮＂为中心的洮河流域与吐蕃接壤的边地。从其独特的战略位置以及边地风物之于唐朝诗人的特殊感情,反映出诗人对安定＂临洮＂对于安定西北、乃至安定大唐的重要意义。文章将通过对唐诗中＂临洮＂意象的分析,解读唐代的边疆政治走向以及诗人复杂的边塞情怀。     

秦亡异于三代震悼古今之考论发覆

考秦人起源东方,西迁后在西戎的包围中发展壮大起来,并受到其蛮勇之风影响。商鞅变法,定立国策,倡立尚武好战及崇重功利之极端精神。其国势崛起及统一大业之完成,端有赖于此;王朝建立不久即溃亡,亦因未能即时变政更化终致其恶果。秦人重母俗,因之制定准许妇女独自立户政策,虽使赋役征收对象为之扩大,亦乃当日急酷征役之证。秦迅猛扫灭六国,但统一不久即因急政暴虐而亡,且以轰轰烈烈之势结束三代亡于女宠女祸之老旧模式,这与战国以来社会历史变化剧烈,及法家急刻的政治功利追求密切相关。若仔细审视秦兴亡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因缘机运,固予人启示良多,但若论其溃亡,终应归于野蛮尚武与急迫惨刻法家意识之结合,所播下的种因。     

明清以来山东运河区域的嗜酒与尚武之风

嗜酒与尚武,是明清以来山东运河区域社会风俗的突出特点。这种习俗的形成,既与一定的历史传统有关,也与这一带的特殊的生态环境有关,更与大运河的兴衰隆替密切相连。嗜酒与尚武之风盛行,反映了京杭运河给这一区域社会带来的深刻影响。     

从日本神国思想看天皇制的军国主义之本质

天皇制经历了古代天皇制、幕府傀儡天皇制、近代天皇制、战后象征天皇制四个发展阶段,四阶段虽外形各异本质灵魂却一致,均以“万世一系”之“神皇一统”的“惟神之道”的“神国”思想为共同本质精髓,天皇制之根本亦在于天皇的宗教“神性”与“神威”。这就决定各时期的天皇制及其神国思想均无不饱含着“天祖皇祖肇国”的“神武”尚武的军国主义精神与必然要素,因而不仅在近代,自古伊始,国家神道式的神国军国主义侵略思想就已源远流长,天皇制亦早就是军国主义的源泉与温床。     

北朝妇女尚武、从军精神及对唐朝的影响

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由于其自然环境及传统习惯的影响,使得鲜卑妇女留有习武、从军的传统,并能在国家危难之时挺身而出,巾帼不让须眉。鲜卑妇女的这种传统不但影响了当时其它民族的妇女,并且对唐时开放风气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后梁的黄淮军人

黄巢大起义时,在黄淮平原地区广招农民入伍,朱温的队伍也源于此.起义失败后,朱温诱降了大部起义军.后来,他又逐渐吞并了由南下的平卢军演变的黄淮诸节镇.朱温依靠这些来自黄淮的军队争霸北方.黄淮的普通农民何以擅长军事技术呢?原来,唐代的黄淮,曾有百济、高丽、营州城傍、六胡州粟特等内附人口迁居,百年间,与汉族人民融合在一起了.后梁的军队大部来自黄淮,很多人尚武、精骑射,自然受益于民族的融合.     

吴桥武术擎旗人

说起吴桥,不仅中国人,就连许多外国人,都会挑起大拇指来赞叹一番：“吴桥不仅是中国的杂技之乡,也是世界杂技艺术的摇篮……”此话并非夸张。然而,一提起吴桥的武术却鲜为人知。其实,吴桥不仅是久负盛名的杂技之乡,而且尚武之风也源远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