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从文的边地军人想象与民国筸军文化的关系

湘西地域文化对于沈从文文学创作的影响,不仅源于当地的自然条件、民风民俗,还来自于民国湘西政治、文化等方面共同构成的历史人文环境。他的军人题材作品的创作与民国湘西的筸军文化有着密切联系,民国筸军文化的三个主要特点即尚武传统、游侠传统以及游民色彩在沈从文对边地军人的想象中都有所反映。民国筸军文化使沈从文获得了第一个社会身份--军人,继而获得了审美观照人生的独特视角,最后促他形成了对社会人生独有的个人化思考。     

从日本神国思想看天皇制的军国主义之本质

天皇制经历了古代天皇制、幕府傀儡天皇制、近代天皇制、战后象征天皇制四个发展阶段,四阶段虽外形各异本质灵魂却一致,均以“万世一系”之“神皇一统”的“惟神之道”的“神国”思想为共同本质精髓,天皇制之根本亦在于天皇的宗教“神性”与“神威”。这就决定各时期的天皇制及其神国思想均无不饱含着“天祖皇祖肇国”的“神武”尚武的军国主义精神与必然要素,因而不仅在近代,自古伊始,国家神道式的神国军国主义侵略思想就已源远流长,天皇制亦早就是军国主义的源泉与温床。     

唐诗中的“临洮”意象与边塞情怀

临洮在唐代具有突出的边防意义,唐朝诗人或以其实际经历,或以其想象中的临洮为意象,表达其边塞情怀。＂临洮＂在唐朝诗人的笔下,或是具体指陈＂临洮＂,或是以＂临洮＂为中心的洮河流域与吐蕃接壤的边地。从其独特的战略位置以及边地风物之于唐朝诗人的特殊感情,反映出诗人对安定＂临洮＂对于安定西北、乃至安定大唐的重要意义。文章将通过对唐诗中＂临洮＂意象的分析,解读唐代的边疆政治走向以及诗人复杂的边塞情怀。     

近代中国军国民教育与民族精神

近代由于诸多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的不断地凌辱和侵略,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日益深重。一批社会精英、有识之士深切地感到:只有振奋民心、寓兵于民,才能真正做到抵御外侮、由弱变强。他们振臂疾言,提出对国民进行“尚武”、“军国民”教育主张,并付诸实践,从而形成了我国近代特有的“尚武”精神与“军国民教育”思潮。     

"宋得其武,梁得其文"——略论南朝时期彭城武原到氏家族门风之演变

彭城武原到氏出自寒微,晋末宋初,到彦之追随刘裕之北府兵集团而起家,以护卫宋文帝继统而固位,奠定了其家族的政治地位。宋末以后,其子弟之作风有所变化,生硬地模仿士族社会的文化风尚。及至萧梁,到氏人物为人作派名士化,对士族社会擅长之清言、书法、围棋等皆有涉及,尤以文学才能显名,也通经史,深得梁武帝等奖掖。其家族人物任官也以清选为主。南朝时期,寒门勋贵在获得政治地位后,在文化上不断取法高门世族的文化风尚,以提升其门望,彭城到氏可谓一例典型代表。     

论政治视域下吴越文化的霸性——以隋唐之前为主要考察

作为颇具地域特色的南方文化,吴越文化不仅天然地形成了清绮、柔软、秀美、瑰丽、浪漫等特点,而且在它早期的发展中也形成了刚健霸性的一面.这种霸性自形成后便成为一种特质内含于吴越文化之中,尽管在此后的不同历史时期吴越文化曾深受不同文化影响,甚至是融进其它文化之内,但这并没有改变吴越文化的霸性.只不过这种霸性在它发展的不同时期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春秋时期它以血与火的政治争霸形式表现,汉末至三国它以孙吴建国称霸江东的形式出现,两晋南北朝时期它则以吴越士人在文学和政治仕途上的奋进来体现.随着隋唐的再度统一,吴越地区的进一步开发及其与中原文化的进一步交流和融合,吴越文化在文明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它的霸性便不再常以军事上的武力和地方割据的形式表现,而以经济、文化的发展来体现了.     

吴桥武术擎旗人

说起吴桥，不仅中国人，就连许多外国人，都会挑起大拇指来赞叹一番：“吴桥不仅是中国的杂技之乡，也是世界杂技艺术的摇篮……”此话并非夸张。然而，一提起吴桥的武术却鲜为人知。其实，吴桥不仅是久负盛名的杂技之乡，而且尚武之风也源远流长。     

辽朝女性教育述论

辽朝社会的女性教育以私学教育或社会教化为主,大凡政治素养、儒家经史、伦理道德、宗教信仰、尚武骑射均含其中,所涉内容广泛,丰富多彩。无论是教育内容,还是运行模式,既遵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固有的风俗习惯,又充分吸收中原汉族女性教育的传统,具有鲜明的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特色。辽朝女性教育在治国安邦、儒家文化传播、齐家相夫教子等方面表现较为突出,给予辽朝社会以深远的影响。     

北朝妇女尚武、从军精神及对唐朝的影响

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由于其自然环境及传统习惯的影响,使得鲜卑妇女留有习武、从军的传统,并能在国家危难之时挺身而出,巾帼不让须眉。鲜卑妇女的这种传统不但影响了当时其它民族的妇女,并且对唐时开放风气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