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供应节点失效的供应链应急策略研究

针对突发事件导致的某供应节点失效的三级供应链应急问题,提出了启用备选供应商、修复失效供应商和重新优化供应计划的综合应急策略;建立了基于客户需求情景的多时段供应中断应急计划随机模型,该模型考虑了缺货惩罚成本、备选供应商启用成本与失效供应商修复成本之间的平衡,通过突发事件后在不同时段的应急策略方案选择和供应计划再优化实现供应链期望运作成本最小。最后案例分析验证了供应中断应急计划模型的有效性。     

具有四类故障可修复系统非负弱解存在唯一性

运用泛函分析的方法及C0-半群理论,给出了具有四类故障可修复系统且故障后的修复时间服从任意分布的可修复系统解的存在唯一性证明.     

数字快报

随着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政策措施落地显效,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快速修复,2022年三季度,全国汽车产量增长31.4%,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量持续成倍增长,三季度增长113.1%,较二季度加快20.8个百分点。     

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责任的司法适用与理论反思

虽然我国立法中未对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责任作出专门规定，但是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责任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得到广泛适用。司法实践先行对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具有积极意义，然而也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对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责任的功能与目的缺乏准确定位；二是未能妥善处理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责任与其他法律责任的关系。对此，需要明确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责任的独立性，将其功能与目的定位于填补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的经济利益损失，以便厘清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金的标准与用途。同时考虑到自然资源资产损害亦能够通过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没收违法所得等其他法律责任而得到直接或间接地填补，从而协调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责任与其他法律责任之间的关系，合理认定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责任的适用空间。     

《黄河保护法》背景下水土保持与生态修复的制度调适——以流域中上游地区为规制重点

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功能地带，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该地区的水土保持与生态修复实践已开展了七十余年。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的提出，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等法律规范性文件的相继出台，黄河流域系统修复框架下的水土保持工作也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为解决相关实践在大流域尺度、生态脆弱区域、小流域单元、林草管护领域存在的问题，未来应在水土保持工作选择性纳入生态修复大系统的基础上，通过“自然恢复为主”原则的确立、黄河流域统筹协调机制的落实、地方河湖长制的职能拓展、适应性管理方法的逐步推广，实现流域中上游地区水土保持与生态修复的制度优化。     

近代北太平洋水域鲑鱼的国际商业化与生态链修复之困

鲑鱼是具有洄游特质的河海两栖鱼类，主要生活在北太平洋及其黑龙江、图们江等外流河中。自人类开始涉足这片水域起至1940年代，鲑鱼由海洋动物猎人、土著居民的生存必需品演变成具有极高商业价值的出口商品，并长期左右着太平洋沿岸渔业工业和商业的国际化进程。随着近代渔业国际商业化竞争的加剧，鲑鱼种群栖息、繁衍的生态链被打破，反向对海洋和淡水生态系统产生重要影响，迫使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开始尝试跨界联合修复鲑鱼的生态链，但最终因各国的利益纷争而陷入困境。     

流失与再造——基层治权修复的数字化路径研究

转型时期基层政府职能重心从“经济增长”向“公共治理”转型,基层事务的量与责同步扩张,带来纵向权力介入过密化的基层治理能力困境。与税费改革时期基层政权与社会的利益联结机制被瓦解所导致的“政权悬浮”不同,当下基层能力困境表现为过密化治理中基层政权自主统筹属地事务的治权出现流失的问题。基层治权的再造面临条块关系中的治权上浮、属地管理中的治权碎片化、政社关系中治权的新型悬浮化等结构性梗阻。数字治理平台通过技术规则替代科层规则和基于信息的裁量权威生产两个环节,有效修复了基层流失的治权,并呈现出条线压力平衡、属地权威再整合和社会资源汲取等三重机制。基层政权通过技术赋能对治理流程进行局部重构,绕过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的结构性难题,一定程度增强了基层治理的自主性。但随着基层治理问题愈加复杂化,实质性地再造基层治权还需要体制改革予以更深层次的呼应。     

公私法域交叉背景下“修复生态环境”责任的定位与实现

“修复生态环境”责任是传统民法中广义“恢复原状”的延伸具象，但在实践样态上已超越民法，扩张成为一种跨公私法域的责任方式。在刑事司法领域，“修复生态环境”可作为酌定量刑情节、非刑罚处罚方式予以适用。在行政执法领域，“责令修复生态环境”则是“责令改正”在生态环境损害领域的具体表达。在实现路径上，修复生态环境应首先通过行政追责方式予以实现，仍无法填补损害时，方可寻求司法救济。“修复生态环境”责任可分为直接性修复和替代性修复，前者为首要责任方式，后者尚须严格界定其内涵，避免泛化，应通过严格的测算方法、监督执行方案及验收标准予以落实，以使替代性修复名副其实，真正实现生态环境修复的全面填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