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左传》象征型自然观

基于“象征型自然观”的界定，《左传》中的“自然观”不是对客观外在自然物的认知理念，而是形象化的观照方式，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重视“自然”的神异力量，将其作为“神”的化身；二是将“自然”王权化，成为展示国威的载体；三是出于道德教化，协调社会关系的需要，又将“自然”释为伦理的象征；四是“自然”在描写艺术本身和艺术表现手法上作为媒体或喻体出现。这些“象征型自然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左传》“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映射出“引譬连类”的文学抒情传统，且具有美刺讽喻的政治功效。     

季札评《诗经·郑风》之“细”涵义探微

《左传》所载季札观乐一事历来备受关注，他对《诗经·郑风》之“细”含义的评述，各家对此众说纷纭。检索《左传》所引《郑风》与传世《郑风》在汉、宋时期的接受情况，回到历史语境，运用诗学相关理论，结合音乐学、社会学方法，以发展观念从诗与乐的角度分析季札所评《郑风》“细”的内涵及其影响。从乐评角度看，“细”指音乐的繁杂、精妙；从诗评角度看，“细”指诗词内容多言男女情爱之事，感情表达繁绮细腻。《郑风》在春秋时无论是文本内容还是音乐效果，在审美上都有突破。季札对《郑风》的评论具有文本与音乐的双重指向，深层心理更多体现了对艺术美的恐惧，“是其先亡乎”也是一种戒惧的忧患表述，不能据此质疑季札观乐的可信性。这一心理与思想对孔子以及汉、宋诗评影响颇大。     

《左传》与汉赋溯源的散文视野

章学诚推动汉赋溯源视野由韵文而散文，提供了《左传》与汉赋沟通的理论空间。汉前之散文，《左传》与汉赋的物理联系最为清晰；汉赋张扬宏丽的风骨气韵，“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美学风格，前代散文只有《左传》的大风泱泱可操左券；汉赋的显性文体特征假设问对，在《左传》中以“或曰”的形式孕育存在。拓展“文学即诗学”的思维方式，会看到《左传》作为汉赋源头之一的实际情况，也有助于构建更为开阔的早期文学发展认知格局。     

考证与阐释：江户时期《左传》研究的新视域——以龟井昭阳《左传缵考》为中心

《左传》的日本传播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篇章。江户时期，《左传》研究日益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在汉宋之争中滋养着日本人的精神世界。龟井昭阳对“周孔之教”推崇备至，其《左传缵考》把《左传》尊为孔门遗典，而对《公羊传》《穀梁传》《孟子》《荀子》却采取不同程度的批判态度。昭阳批判性继承杜预注，善于引用与《左传》同时期的古文、古注，并博采众说加以考辨，同时注重贯通《左传》全书、探寻总结行文规律进行注释，不仅追求详尽，而且还着意于精细的考辨阐释和“文例”“义例”等的分析，突破了徂徕学派“以识古文辞为先”的局限，把形成于宽政年间的考据学进一步发扬光大。以南冥、昭阳为代表的龟井派是江户时期反对朱子学最强劲的一支力量，昭阳在继承乾嘉学派谨严考据之风的同时，又注重义理之辨，表现出了鲜明的阐释学观点及一定的经世致用思想，代表了江户《左传》学的日渐成熟与日本汉学的基本成型，进一步促进了日本文化对《左传》的研究、继承与传播。     

诗史传统的来源与影响——对抒情传统说的一点补充

以具体史实为本事的诗、史对应阐释方式萌芽于春秋赋《诗》,此后毛传郑笺孔疏建构了《诗经》诗史阐释体系，使之成为汉唐《诗经》学主流。这一传统是杜诗在晚唐被界定为“诗史”的观念来源，在撰述体例、考辨角度等方面影响了宋人注杜诗偏重梳理杜甫行迹与唐王朝治乱关系的阐释特点，杜诗在中国文学的基本面貌与价值由此奠定。“五四”新文化的“歌谣运动”否定《诗经》的诗史阐释传统，强调《诗经》的抒情属性，启发了中国古典诗歌抒情传统说。尽管抒情说对《诗经》大部分篇章的理解更符合实际情况，《诗经》的诗史阐释多为后起追加的误读义，但诗史阐释传统在中国诗学的历史地位与实际影响已经成为事实，不容忽视。只有引入诗史“副线”作为对抒情“主线”的合理补充，才能解决抒情传统说无法解释杜诗“诗史”特点的内在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