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禁忌、时间与巫术——关于起始时间的文化解读

历史上很多人类群体一直对"起始时刻"给予特别的重视。在多数群体的文化常识中,人们在特定的时间如新年、新春、晨曦等时刻,通过举行一定的仪式或遵奉一些禁忌等手段,企图预知或操控自己的"将来"。本文通过解读这种文化实践和认知背后的思维逻辑,试图说明仪式不仅仅通过阈限来强化社会规范,而且也是人们将抽象的宇宙或自然时间具体化为可感知、可操控的文化事项的手段,人们也通过这种文化设置与表达使自己的人生不断有新的起点。     

神圣世俗社会--兼谈马林诺夫斯基的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观

宗教问题是一个热门话题,但对宗教的产生及其与巫术等等的关系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笔者通过对马林诺夫斯基的<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的学习,结合著名学者的观点,拟对以往宗教学说中关于自然与超自然的论述及其仪式、功能,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及其与巫术间的区别,作一肤浅的探索.     

秦"大梓牛神"传说及其巫文化气质

从战国时代的《秦记》到六朝志怪文本,秦"大梓牛神"传说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古典文献对这种栖身于树的森林精灵及其灵验的类似记载,曾经形成一种特定的叙述模式或文化母题,它在人类学的视野观照下,彰显出巫文化在不同时代和民族原始遗留的世界普遍性。就其本事来考察,秦王砍伐大梓树的集体行为,实际上是古代社会结合巫舞而演示的一场较为正规性的巫术驱邪活动。     

中国古代“以龙求雨”巫术

中国是一个农业古国,以农为本,农业与降雨有密切的联系,因此,自古以来,求雨巫术便是农业巫术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龙自古被认为能够兴云布雨,从而成为求雨巫术中的主角。"以龙求雨"巫术主要有两种形式:以龙形求雨、逼龙降雨。     

色彩符号化与春秋战国时期君主神化—圣化机制——以五时五方服色符号为中心的考察

在万物有灵的原始社会,色彩作为事物最鲜明的外在特征,被视为事物灵性的重要表现方式,因而受到先民的崇拜,并在原始巫术中得到广泛的运用。社会各阶层对色彩符号的神秘属性、巫术功能观念的普遍认同,为君主借助五时五方服色符号自我神化,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心理基础。春秋战国以后,五时五方服色符号观念吸收伦常思想,与新兴礼乐文明相融合,增强教令的神圣性和权威性,在君主"自我神化"、塑造"圣人形象"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地推动了王权主义从神化到圣化的文化转型。     

老人自死习俗:尧舜禹禅让的真相

依据爱德华·泰勒的万物有灵观、弗雷泽的原始巫术思维原理、范热内普的过渡礼仪等人类学经典理论,从尧舜禅让中的舜囚尧,以及典籍中的类比性描述,对《尚书》中年龄数字的剖析,去掉神话历史化、历史道德化的迷雾,尧舜禹禅让的真相是老人自死习俗,周期三年。商末周初,随着观念和习俗的演变,老人生命的终结,逐渐由自死的形式过渡到自然死亡的形式,该习俗已经在国家层面不复存在,并分别演化成"大夫七十而致事"的官礼、"三年之丧"的丧礼。老人自死是那个时代敬老、孝道的重大仪式。     

从《<天问>‘犬体’新证》说起──释“犬体”的巫术功能

马少侨《＜天问＞‘犬体’新证》谓“犬体”是指部落图腾,但在舜象关系、象与苗瑶族关系的论证过程中,没有提供确凿证据证明“犬体”为部落图腾,而闻一多改“犬体”为“犬　”,并以《韩非子·内储说》燕人浴矢寓言作证,提出舜因浴矢（屎）御酒避免了象的迫害,同样缺乏可信度。“犬体”,当指施行巫术的对象,所谓“肆犬体”犹《列女传》所载瞽叟与象两次谋害舜时,因“衣鸟工”和“衣龙工”施行巫术而获救,古人相信这种“感致巫术”具有神秘的超自然力量。而屈原时代,随着社会的日趋昌明,诗人对神奇的巫术产生了怀疑,所以提出“何肆犬体,而厥身不危败？”     

巫术、巫师和中国早期的巫文化

文化人类学中的巫师和巫术是中国早期巫文化的特殊表现形态。巫师是中国最早的知识分子,承担着重要的文化和政治职能。早期的政治领袖通常也是具有巫师本领的人。认识和理解巫术和巫师在中国早期文明中的发展及其作用,对于我们理解上古历史和文明发展的进程很有帮助。     

屈原自沉与"以身祷之"

关于屈原自沉的原因有多种说法,此处提出"以身祷之"说,认为屈原是为楚国祈福消灾而自沉汨罗的,即所谓"汤祷"式。屈原每每称说自己没有做错什么,国家为什么会有灾祸;屈原表示不怕死亡而只怕国家覆亡;屈原每每说自己兴国强政的心愿不被理解,他要以死来表达自己的这种心愿。"以身祷之"是古代巫术,亦在楚地盛行,从屈原与巫的关系及楚国的巫风盛行看,屈原自沉与"以身祷之"有相当的关系。正因为屈原"以身祷之",作为回报,故楚国人民祭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