傈僳族社会生活中的巫文化

本文分析了傈僳族巫术文化的内容和方式，也阐释了傈僳族普遍信仰的“尼”的实质———原始初民的万物有灵崇拜。简要地介绍了“尼”教的组织构成，并以实例解释了法术和医术，它既有迷信的外衣也有科学的内涵。指出把“尼”译为鬼或译为神都是错误的，“尼”非鬼，也并非是所谓的“封建迷信”。今天它仍然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和价值观念。“尼”、“巫术”从不同的侧面反映着民族精神。我们应该克服“左”的认识，为“尼”正名，正确对待巫术文化     

有科学含量的“巫术”——湘西“放蛊”

在外界，人们往往只以为湘西女人才会放蛊，也只以为湘西苗族才会放蛊。实际上，湘西的土家族、苗族，湘西的男人女人都有会放蛊的。由于外界的一些民俗专家，根本不懂湘西的民风民俗与人情世故，把湘西的放蛊说成是装神弄鬼的迷信，描写得极为阴森恐怖，     

浅谈《尚书》中的巫术文化

作为我国第一部历史文献,<尚书>中包含了异常丰富的巫术文化内容.祭祀是巫术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借助一定仪式向祖先或神灵表示尊敬或祈福的活动,祭祀发展的礼仪化对上古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卜筮是巫术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根据龟甲、蓍草的裂痕或排列情况,释疑解惑,预测吉凶,其蕴含了一定的系统性、规律性的东西,显示出某些逻辑推衍的因素.产生于生产劳动的舞蹈,是借助于肢体动作,娱神娱人的巫术形式,虽然带有神秘主义的因素,却是生命意识最直接的表达.     

元代的巫觋与巫术

元代大江南北普遍存在巫觋信仰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此风更盛。当时所谓“淫祠”、“妖祠” ,大多与巫觋信仰有关。巫觋被认为有治病的功能 ,且能预测未来 ,是人与鬼神之间的沟通者;又能施行厌镇、蛊毒、采生等巫术 ,致人于死。汉族地区盛行的算命、相面、占卜等活动 ,都与巫术有关。巫觋在元代社会中影响颇大 ,但亦有人持怀疑的态度     

《额济纳汉简》所见出行巫术浅析

在古代交通条件落后,人们对自己生存地域以外空间的认识有限的情况下,受宗教神灵观念的束缚,早期先民对于出行常怀有恐惧感.出于趋利避害、确保出行顺利的目的,古人在行前不仅要选择出行的良辰吉日,而且还常通过某些巫术手段来确保出行的顺利.<额济纳汉简>所载有关出行择吉、行前除道、急行厌胜等巫术资料正是此类民俗信仰的真实反映.     

法律视域下迷信的解析

我国现行法律将迷信活动界定为不属于宗教范畴的非法行为。但迷信活动是理性抉择的结果,是一种巫术行为,迷信与宗教并非对立关系。因此,法律在规制迷信活动时应作区别对待。     

人类学视域下“老人自死习俗”的民俗信仰本质与文化价值——与基于“食物匮乏”基础上的“野蛮、不孝”说商榷

基于对自死窑的田野调查和传承人的采访,结合历史文献和人类学理论的研究,可以发现中国的"老人自死习俗"是基于原始巫术思维而形成的民俗信仰的价值体系与行为规范;其历史起因上的食物匮乏说,由这一认识引起的价值判断上的野蛮、不孝之道德说,是对该习俗的误读。解释"老人自死习俗"本质的理论应该是人类学,而不是伦理学;依从于民俗信仰的老人自死习俗没有因社会的主流文化进入文明时代而完全消失,而是在一些地区、某些民族中以不同的方式延续至今。自死窑及其传说是具有世界普遍价值的人类文化遗产。     

壮族节日巫术形态

本文以民族志和田野考察资料作为研究依据,认为壮族节日活动中,隐含着祈求巫术、驱鬼巫术、占卜巫术三种巫术形态。壮族群众在节日里,利用各种巫术手段来满足自己驱邪避鬼、祈福消灾、预测丰歉的意愿。     

患病之后：招魂、驱魔和顺势巫术疾病的社会史之五

人类学的任务是要对世界各不同民族的情况作自然主义的描述和解释。这一学科中的一个分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是人类从“未开化”状态到“不文明”状态，最后到达“文明人”状态各阶段的文化演进。在人类的疾病中，除了一些因社会和科技的发展而引发的疾病，如忧郁症、白血球过低症等，今天常见的许多病种都古已有之。那些“不文明”状态中的人是如何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呢？     

汉武帝时期的巫术与政治

汉武帝笃信巫术,并把巫术当成一种追求他的理想抱负和情感需求的工具。巫术对汉武帝时期的政治也产生了深刻的负面影响。汉武帝对巫术的态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对巫术的态度经历了一个由"喜"到"疑",再到"恨"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