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利能力、投资者认知偏差与资产增长异象

近期的许多研究表明,股票收益率同滞后期资产增长率存在负向关系,此即著名的资产增长异象。本文以1999-201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A股市场的资产增长异象,并基于不同市场背景进一步考察了投资者认知偏差能否解释这种异象。研究发现:(1)A股市场整体上存在较弱的资产增长异象,主要由低盈利公司中较强的资产增长异象所致;(2)纵向来看,投资者情绪高涨时,A股市场存在较显著的资产增长异象;(3)投资者情绪高涨时,低盈利公司的资产增长异象最强;投资者情绪低落时,低盈利公司仍存在显著的资产增长异象。本文从投资者认知偏差的视角证明和解释了A股市场的资产增长异象,并为投资者情绪影响资产定价提供了直接证据。     

股票IPO抑价研究文献综述

自Ibbotson(1975)首次对IPO抑价进行系统研究以来,国外学者对此"金融异象"已进行了大量深入研究并提出了多种理论假说,然而迄今为止,尚没有哪一种理论能得到大家一致的认同。中国新股发行市场上同样存在IPO抑价现象,且与大多数国家相比,新股抑价幅度非常之大,且长期居高不下。为了在此基础上继续研究中国IPO抑价问题,有必要作此文献综述。     

投资者关注与最大日收益率异象

Bali等研究发现月内最大日收益率能够显著负向预测下月收益,据此提出了最大日收益率异象,并得到世界多国市场证实。基于上证A股2011年至2018年数据对A股最大日收益率异象进行验证,并结合投资者关注理论和投资者彩票偏好理论加以解释。研究发现,博彩型投资者对于具有极端收益、高异质偏度、高异质波动率特征的彩票型股票的偏好是该异象的重要原因。而博彩型投资者参与交易前提是对个股的关注,极端收益作为突出事件能够有效吸引其关注,投资者关注的增加伴随着参与投机的非理性投机者的增多,进而加剧了最大日收益率异象。市场情绪高涨期,博彩型投资者在乐观情绪驱动下更容易冲动地执行买入操作,加大了从关注向交易的转化概率,进而导致关注度对于最大日收益率异象的作用程度更明显。     

论《三国史记》对原典的改造与儒家思想观念

关于《三国史记》从儒家史观出发对原典进行了改造这一点,学界已有共识,但由于缺乏具体的分析和客观的证据,往往把这方面的情况夸大。文中的神异描写、异象记录和本纪内容对《三国史记》改造原典以合儒家思想的方面进行实证分析,对于正确认识《三国史记》的写作目的和历史观提供了新的证据。     

投资者非理性与中国股票异象——基于异质信念的视角

投资者非理性是影响资产价格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为检验投资者非理性特征对股票异象的影响,本研究利用1997年—2020年的股票交易数据,基于异质信念指标的构建思路构建了一个非理性信念指标,并实证探究了该指标对股票异象的影响.结果发现,非理性信念对未来收益具有负向预测能力;为了检验该指标对异象收益的解释能力,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市场因子(MKT)、规模因子(SMB)和信念因子(FMG)的信念因子模型,并复制了市场摩擦类、动量反转类、价值成长类、投资类、盈利类和无形资产类等102个股票异象,使用CAPM模型、FF-5模型、CH-3模型和信念因子模型对比发现,无论是调整的alpha值显著性还是GRS检验结果,信念因子模型都具有相对优势,说明非理性信念可能是导致股票异象形成的主要因子.     

中国上市公司“规模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回顾了异象中公司规模效应的研究历程,分别基于流通值和总市值对深市和沪市的规模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①作为市值度量的流通值和总市值的选择对不同规模组合收益率的排序没有本质的影响。②深市无论是从总市值还是流通市值的规模排序,其组合呈现出“规模效应”即收益率与规模成反比;而沪市的中盘股投资组合收益率明显好于其它两个组合。③深、沪两市收益率均不存在“季节效应”。     

行为金融理论及其评述

与传统意义上的经典现代金融理论的理性分析框架相比，行为金融学更注重人的实际心理和经济行为，从而为金融决策提供更现实的指导。本文将评述行为金融学的基本理论及其在投融资决策中的应用，行为金融学的运用将为理解中国资本市场提供一个很好的视角。     

基于投资者情绪的AH股条件资产定价研究

文章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分别构造AH股市场综合情绪指数,再运用条件贝塔参数随着投资者情绪和公司特征值变化的两阶段条件资产定价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加入投资者情绪的条件定价模型,AH股定价的规模效应变得不显著,A股定价的B/M效应显著性明显下降,因此投资者情绪可以帮助定价模型捕捉股票定价异象,但A股定价受投资者情绪影响程度强于H股,不同市场的投资者情绪对资产定价影响程度差异是导致AH股双重上市公司同股不同价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