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环境法之“齿”——反措施及中国对策

国际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与国际环境法的软弱性密切相关。反措施虽然在去国际环境法的软弱性方面意义重大,但很少被采用。究其根源有二:一是反措施作为国际环境法强制保障存在一些法理困惑,如反措施实施主体困惑,但从法理上来分析这些困惑都不成问题;二是反措施本身除了存在一些传统的问题,如弱国实施困难、大国滥用、缺乏制约等等,还存在一些因为国际环境法的软法性导致的义务空洞问题和义务弹性问题。但只要尽快使《国家责任条款草案》变成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国家责任公约》,并尽快缔结《世界环境公约》使国际环境义务硬化,消灭环境义务的弹性,构建强大强制保障体系,这些问题都将迎刃而解。我国要充分利用国际舞台的话语权,推动国际环境立法和反措施制度进一步完善,同时,应该充分利用反措施手段来应对国际环境违法行为,保护本国的国际环境利益。     

从文学到文化:晚清西书中译的策略及风貌

晚清以降,西学东渐,西书翻译受到普遍重视,涌现出严复、林纾、梁启超、包天笑等影响后世的翻译大家。由于救亡和启蒙的时代诉求,晚清西书翻译具有明显的社会功利性;另外,晚清知识分子怀有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和优越感,即便有过域外留学背景的翻译家,也未能完全涤除传统文化的潜在影响,因此,在翻译文献的选择和译文风格上,受到中国传统制度文化、伦理道德文化、民族审美文化的过滤和规约,译文具有明显的文化趋同性,进而影响到译文的客观性、真实性、艺术性等。     

公司法全球化:趋同与差异之间

公司法的全球化表现为不同国家和地区公司法律和制度的趋同。公司法的趋同是一个持续贯穿公司法发展历史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互相借鉴和移植公司形式以及公司法律。虽然这种趋同主要是受效率的驱动,但是追随潮流、认识的局限性以及利益寻租也会导致这种趋同出现无效率。各国公司法趋同的同时也存在差异,而且这种差异有时也是有效率的。对于我国而言,借鉴他国公司法是必要的,但需找到适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制度和规则。     

法官阐明的制度尴尬与律师强制代理的导入

法官阐明是实行辩论主义和处分权主义的民事诉讼模式的一种重要修正机制,面对世界范围内民事诉讼中产生的诉讼增多、诉讼迟延和诉讼成本高昂等问题,两大法系国家都将法官职权的扩大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作为具有职权和义务双重属性的法官阐明,法官的消极阐明或者过度阐明,都是对当事人权利的侵犯和法官中立地位的破坏。律师参与民事诉讼具有与法官阐明相同的功能,通过合理的机制设计,能够有效减轻法官阐明义务,降低法官阐明强化对于民事诉讼模式的消极影响。     

“特朗普主义”：内涵、缘起与评价

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以来,特朗普对美国对外政策传统进行了众多变革和颠覆,美国自身和国际社会都受到了巨大冲击。在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被各种词汇不断"标签化"的背后,弄清何种"主义"支撑和指导着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战略、明确此种"主义"成型的原因、研判其自身的局限和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成为各界讨论的热点。本文通过对特朗普政府执政三年多发布的官方文件及其实际战略作为进行剖析,认为"特朗普主义"具有如下基本内涵:大国竞争的基本战略判断、美国优先的具体政策指针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单边主义与强制主义外交风格。此外,由于复杂的国内政治因素影响,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原则还体现出"铁锈带优先"和"白人优先"两项特点。国际格局的持续变化,政党政治和社会主流认知变迁等美国国内政治因素与特朗普个人特质的综合作用是"特朗普主义"最终成型的原因。"特朗普主义"除对国际秩序造成诸多负面冲击外,对中美关系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本身受到美国内部的广泛批评。     

浅析离婚案件强制调解制度的完善

近年来法院受案数量剧增，但实际从事审判工作的法官数量则变化不大，加之诸如离婚案件诉讼内调解制度的不合理设置，使得法官工作压力过大、任务繁重。在法院人员配置暂时不能得到优化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改良离婚案件调解程序，以提高司法资源利用率、缓解“人少案多”矛盾。     

《精神卫生法》非自愿住院制度的构造及改进

现行《精神卫生法》非自愿住院制度的构造包括主体要件和行为要件,又根据行为要件的两种类型,非自愿住院可分为监护人决定型和国家强制型。现行法所谓"严重精神障碍"并不能反映主体要件的实质,应改为自愿能力。为保障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应取消危险性标准作为监护人决定型非自愿住院的前提要件。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的确定方式应包括法定监护和意定监护。对于国家强制型非自愿住院的适用范围,一方面应纳入严重自残或自杀等严重伤害自身的情形,另一方面应对危害他人安全的情形做限制性规定。     

行政强制执行理论的再思考

随着现代行政法的发展,针对行政任务的多样化,相应地就有必要在传统强制执行手段之外寻求其他有效的强制手段,建立包括具有间接强制机能的行政处罚、违反事实的公布等制度以及包含行政强制执行在内的确保行政法上义务履行的理论结构。另一方面,应在保持原有司法执行模式所具有的价值内涵的基础上,将审查和执行职能在法院和行政机关之间进行分配,以加快司法执行的运行,提高行政效率     

论“强制阐释”之后的当代中国文论重建

对于"强制阐释"之后的当代中国文论的建设发展,尽管目前有所谓"回归文学论"和"回归传统论"的重建思路与主张,但两种思路与主张都存在着理论构建的封闭取向及误区,并远离了具体的文学实践,而这也使它们终究没能走出强制阐释的理论困境。当代中国文论的重建要走出强制阐释的理论困境,就必须从其认识论根源入手,回归到实践这个根本出发点上来,从当代中国具体的文学实践活动出发,坚持应有的学科性质与中国话语构建,并处理好与其他学科理论和西方文学理论的关系,从而既克服张江先生批判的当代西方文论那样直接征用场外理论而造成的文学研究对象的偏离和当代中国文论话语自身构建的不足,又避免所谓"回归文学论"和"回归传统论"的重建思路与主张将文学视为自足的研究对象和在自我封闭中与西方文学理论对立起来而出现的重建误区,以推动当代中国文论的建设发展与理论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