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征求意见稿]》——兼评会计准则未来研究视角

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发布,拉开了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国际化趋同的序幕。2012年5月17日开始已陆续发出8份征求意见稿,开始了更高起点的新一轮趋同浪潮。本文立足于其中的《企业会计准则第×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征求意见稿]》,从意见稿的背景、内容以及其预期的影响等多维度来解析意见稿的前因后果。并且就该意见稿所体现的准则变迁与国际化趋同展开初步探讨,最后评析和提出未来的研究视角。     

农地金融化的法律困境及出路

现行法严格限制农地金融化,阻碍了农村金融的发展。客观需要促使各地开展不同类型的农地金融化的地方探索,为下一步的制度发展提供了可供分析的样本。农地的金融化是农地财产属性的题中之义,无论是否承认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都不影响农地的金融化。在制度重建时应注意到农地抵押的特殊性。农地抵押权人只能是融资机构,不能是自然人和一般企业;农地抵押人抵押土地承包经营权无须经过发包人同意,也无须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稳定的收入来源;农地抵押权的设定以登记为公示方法,且登记是其生效要件;农地抵押权的实现不能以折价的方式,可以采取强制管理的方法,将相应农地转包或出租,并以该收益清偿债务,清偿完毕时即归还农地予抵押人。     

侦查中的大数据挖掘技术法律属性辨析

作为一项新兴技术,大数据挖掘技术已在当代侦查活动中得到广泛应用。由于大数据挖掘技术的独立运用范围愈发广泛,难免造成普通民众的正当权益遭受侵害。大数据挖掘技术符合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对技术侦查措施的主流界定,因此理当属于技术侦查措施而非辅助统计分析手段。同时因大数据挖掘技术符合学界对强制侦查措施划分的法理要求,即便信息是相关人员自愿提供,也不能否定其强制侦查措施的性质,因此还理当归于强制侦查措施而非任意侦查措施。     

话语缓和的语用功能研究

以心理距离的主体间趋同为主要标准,将话语缓和的语用功能划分为情感安抚、关系亲善与说服功能。在此基础上,本文深入分析了它们的差异及相互关系。分析显示,情感安抚功能只涉及单向主体间趋同,关系亲善功能涉及隐性双向主体间趋同,而说服功能涉及显性双向主体间趋同。在这些功能中,情感安抚的作用独特,因为它启动了双向主体趋同,促成了亲善功能与说服功能的实现。     

80后理财从强制储蓄开始

事业处于上升期,压力逐渐增大,组建家庭、生育子女都迫在眉睫集体迈向30岁门槛的80后,事业上正处于稳定上升期,但面对的社会和家庭压力也逐渐增大。组建家庭、生育子女、赡养父母、交际应酬……80后正在迈入产生巨大消费的一个人生阶段。花钱易,挣钱难,究竟如何理财,才能彻底脱离＂月光族＂,实现聚沙成塔的理财目标？理财专家建议,80后从强制储蓄开始。     

改善师生关系 提高教学质量

师生关系是教学过程中最主要的人际关系 ,是影响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 ,主要表现在 :影响学生对教师所教课程的兴趣 ,影响学生的学习情绪和学习效率 ,影响学生与教师交往并从中获得多方面的教益 ,影响学生的思想品德、学习方法以至生活习惯。而在形成良好师生关系过程中教师起着主导作用 ,教师要努力提高教学水平 ,注意思想品德和工作作风的培养 ,注意改正自己的不良个性 ,防止和克服“晕轮效应”。     

关于强制猥亵、侮辱罪的认定

强制猥亵、侮辱罪历经从流氓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到强制猥亵、侮辱罪的演变过程,罪名的演变引发犯罪构成要件的变化,正确理解使用暴力、胁迫手段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这一客观要件的内容,对于本罪的认定具有重要意义。“修正案九”调整本罪的行为对象不仅顺应客观形势的变化,而且是发挥刑法保障功能的需要。厘清本罪与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的侮辱罪的界限,其一看双方的关系,其二看是否带有公然性,其三看侮辱行为是否带有淫秽内容。     

从杜诗研究谈强制阐释

张江先生提出“强制阐释”的观点并非单纯在西方文学研究中存在,也表现在借鉴西方文论研究成果解读古代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得出的结论不仅背离了文本的历史语境,也削弱了文本的文化意义。杜诗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代表,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质。但20世纪以来的杜诗研究也存在着“强制阐释”的嫌疑,对其展开分析,有助于我们从新的切入点认识杜诗的艺术魅力,从而分辨出“强制阐释”的意义所在。     

公共阐释之三种理论走向反思

创建自主性的中国当代文论,需避开“强制阐释”转向“公共阐释”。“强制阐释”迫使“理论”疏离“文学”,以及它的主观主义、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弊病,为推行“公共阐释”开辟了逆向道路。“阐释”活动中的内层、中层与外层之间,及其各层图式能达到的中介性要求,保证了该活动的“公共”品格。“公共阐释”理论资源的汲取应立足于“中国经验”走中西融合之路。西方阐释学建立的初衷,是不随意篡改文本原意,是以赫尔墨斯的行动为典范;诸机能与各话语的一致性,是促成“公共阐释”的重要前提。宋儒朱熹要求“以书观书”、陆九渊提出“我注六经”等,以及今人王元化、余英时、刘再复等的相关言述,同样能筑牢“公共阐释”的理论地基。     

列宁:沙皇专政的囚徒

列宁被囚禁的时代,正是沙皇俄国对待政治犯最为宽松的时期。作家索尔仁尼琴曾将俄国的监狱制度比喻成维护政权的牛角,它的尖端,也即它最锋利,最残酷的时代,是19世纪70和80年代。而越向后,监狱管理越宽松,囚犯待遇越好。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只牛角"渐渐地变圆了、变秃了,朝着基部越缩越短,直到变得一点也不像一只犄角,只剩下一个毛茸茸的底座儿"。也就是说,相比于它最残酷的时期,此时的监狱几乎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