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满服务 消费者能否退卡

正编辑同志:去年年底,女儿花480元钱帮我在离家不远的一家健身房办理了一张健身卡。她看中的是这家健身房有一位健身指导教练是从一所高校刚退休的体育健身教练,对老年人的健身指导特别有经验也特别负责任,所以极力劝我到健身房去锻炼身体。事实也正是如此。这位60多岁的李教练认真指导来健身房的会员进行健身练习,还会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身体状况有针     

行政诉讼法大修或破解“民告官”难题

一部行政诉讼法,曾被认为是巨大突破。应该说,它改变了长久以来人们"官贵民贱"的观念,给予"民告官"以法律依据,使得老百姓和政府能够坐在同一个法庭的两端,来接受法院的裁判。修改行政诉讼法中与社会经济发展不协调、不适应的问题,在当前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契机面前,人们期盼通过修改这部法律,让"民告官"渠道能够更加畅通,改变"信访不信法"现状,朝着法治中国的目标向前再迈一步。     

民事诉讼举证责任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民事诉讼对举证责任的规定极其笼统、抽象。本文认为 :应进一步明确民事举证责任的涵义 ,应在基本范围内指导举证 ,并应充分提高证据的质和量 ,同时针对特殊举证的责任应采取相应对策。     

论合同与缔约过失责任

缔约过失责任是指缔约双方当事人在订约过程中因过错违反先合同义务,并造成对方当事人损害,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诚实信用原则指导下的先合同义务为缔约过失责任的基础.虽然缔约过失责任不是合同责任,但缔约过失责任的产生与合同尚有一定的关系.     

股东派生诉讼若干问题解读

我国新《公司法》在我国初步确立了股东派生诉讼制度,规定了对股东资格的限制,提起诉讼的前置程序以及提起诉讼所依据的理由。但是有关一些问题并没有在法律上明确规定,相关的一些理论问题也亟待澄清。有必要结合域外经验与诉讼法理论的新发展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有益的建议。     

缔约过失责任的适用范围

缔约过失理论在1861年由德国学者耶林提出。依照耶林的观察,当时德国的普通法过分注重意思主义,欠缺意思的合意即不存在契约,当事人即可不负契约责任。简言之,当事人因自己过失致契约不成立者,对信其契约为有效成立的相对人,应赔偿基于此项信赖而生的损害。这就是耶林有名的缔约过失理论的精义,被誉为法学上的发现。耶林关于缔约过失责任的理论提出之后,对各国立法和判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数据技术时代“方法专利”的专利适格性判断——兼评USPTO 2014关于专利客体适格性的暂行指南

伴随大数据应用的广泛化、深入化,其对数据技术的促进作用明显,而数据技术中存在大量不同于传统技术的方法专利,对该类方法专利的专利适格性判断是循着技术性分析的路径,还是抽象思想例外分析的路径?知识产权法的大部分历史可以被看作是该法律意图容纳与限制无体物,专利法的发展也不例外。因此,适当弱化专利适格性判断的技术性理念,从抽象思想例外着手判断方法专利适格性,不妨成为当下既促进数据技术创新又灵活应用知识产权政策工具的良方。     

相对性原则和受益第三人合同

在传统相对性原则的要求下,第三人不能享受合同上的债的权利和诉讼的权利.但是,司法实践表明第三人参与到合同关系中的案例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第三人在合同中的地位和权利问题成为世界合同法领域令人关注的问题.固守相对性原则从而导致合同纠纷的处理不符合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和公平原则,是很多国家司法机关遇到的难题,也成为众多理论研究者和法律实践者批判的对象.作者认为,具体制度如何设定,首先取决于合同法的根本目的和基本原则.建立合理的受益第三人制度,旨在通过保护当事人在合同中的意思表示,来保证当事人在公平的交易中获得各自的期待利益,这恰好体现了我国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和根本宗旨.     

从契约到身份:航空旅客权益保护法律的演变

从1929年《华沙公约》到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国际航空运输立法中的旅客经历了从航空运输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到消费者的身份变化,航空旅客的权利从合同权利演变为消费者权益。《蒙特利尔公约》实施十多年来,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受本国国内法中消费者权益保护理念的影响,通过立法和司法活动,对航空旅客权益保护的范围和程度又有新的发展。欧盟261/2004条例要求航空公司在不可抗力事件导致航班延误、取消的情况下仍然承担为旅客提供协助和帮助的义务,远远超出了一般合同法的规定。在促进航空运输业发展与保护旅客权益的天平上,砝码已深深倾斜于旅客一边,这种倾向是否过于严重,值得我们深思。     

兼容并蓄的精密司法——日本“混合主义”刑事审判理念解读

日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了“混合主义”理念和当事人主义为主、职权主义为辅的制度安排,在一审前、一审和一审后程序中均有两种因素结合的体现。但在实践中当事人主义因素却被还原为了职权主义因素。在制度设计中,两种因素如何配置,模式不是单一的。在我国刑事审判程序完善中,应着眼于文化和制度传承进行更审慎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