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湾客家族群记忆溯源河洛文化底蕴--以台湾客家文学为观照对象

台湾客家精神特征的形成,来自客家族群开山拓土的迁徙历史和悠久的文化记忆,又可追溯到源远流长的河洛文化底蕴。透过台湾客家文学创作,在铭记故乡的祖根文化记忆、传承耕读文明的客家庄生活方式以及坚守客家的语言、族谱和民间崇拜等方面,都可寻觅客家族群生活中保留的河洛文化遗风,也由此见证了客家“根在中原”的历史文化渊源。     

亡宋流人家铉翁的家国情怀

宋元易代之际,家铉翁作为祈请使,被元朝羁縻北方十九年,南归时已年逾八十。今存其创作几乎全作于羁北期间,以抒发故乡之思、故国之念和坚守之志而深切动人,从中体现出深厚的家国情怀。其诗文多以乡国之思蕴涵黍离之悲,以前朝遗民流寓之身,亡国之恨不便于直接表达之故也。     

人性之爱——朱莉娅·克里斯特瓦宗教观的透视

法国当代著名后现代理论家朱莉娅·克里斯特瓦的宗教观以后现代思潮为背景,借鉴精神分析、宗教史等研究成果,提倡塑造普通母亲般的圣母形象、双性同体的上帝形象,走向多元包容的基督教应该成为治愈当代人心灵创伤的良药.她的宗教观不仅丰富其理论体系,还使基督教走下了神坛,从而为当代基督教研究乃至跨学科文艺思潮增添克里斯特瓦开放多元的理论视角.     

中国山水画论笔墨说的形而上底蕴——以唐岱的天地观与笔墨说为考察核心

唐岱在《绘事发微》之《自然》篇中提出了"以笔墨之自然合乎天地之自然"思想,表明笔墨之自然与天地之自然具有一定的共同性,这一共同性使笔墨之自然能够合于天地之自然。这一共同性关键在于对自然的理解,在中国古代哲学观念中,自然即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因此"天地之自然"指的是天地化育万物时那种自然而然的生命状态,"笔墨之自然"描绘的是天地中那处于生命的自然状态的山水,也因此笔墨成为绘画显现天地生生本体的载体,二者相合于体现自然状态的生命境域。但是,唐岱并没有详细解释二者的根本差异与相合的方式。从当代自然美学的视野来看,天地之自然是自然审美对象,而对应于西方自然观的应该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天地观,"天地"近似于自然美学中"自然","笔墨之自然"所描绘的应是形而上的天地观。"相合"思想折射出的重大问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贯通自然美学与艺术美学。而笔墨为何能描绘山水生命的自然状态,完成与天地之自然的相"合"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     

在突破中建构:论新世纪女性诗歌的精神向度

21世纪后女性诗歌日趋成熟,精神向度逐渐多元。延续1990年代的日常化写作诗意与智性并存的走向愈加深化,底层生活及其生存现状大量涌向诗人的笔端,与存在、灵魂、信仰等相关命题的揭示打破了理性、深刻、哲思与女性天然悖离的神话,使得女性诗歌出现了更多的异质元素,拓宽了诗歌本体的表现范围。     

凤凰来仪与民族和平

《尚书》所载"凤凰来仪",作为《韶乐》表演的一种结果,其深刻含义是中原与周边各民族的和平,亦即排除战争、刑罚等等人身利益冲突的政治行为。它是三代之治、唐虞之道的重要标志,也是历代中国人关于人身安全、人际关系、民族关系乃至人类与大自然关系的理想与梦想。     

意识形态对《天堂蒜薹之歌》英译本的操纵体现

通过分析《天堂蒜薹之歌》的英译本,探讨意识形态中各因素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操纵体现。尽管葛浩文在翻译《天堂蒜薹之歌》时坚持忠于原著的翻译原则,但由于受到社会主流价值观、个人审美倾向等因素的影响,其对原著的翻译必然出现一定程度的改写。     

就《推销员之死》的两个译本谈英语文学作品中人名的汉译问题

人名作为专有名词相对来说译法应该比较固定,可是长期以来对于人名往往还是译无定则.文学作品中人名的翻译虽然有一定的自由度,但这个自由度也应该以原作者的创作意图为前提.文章拟对《推销员之死》一剧两个译本中人名的翻译进行分析,探讨两个译本中人名翻译的得失,以期为文学作品中人名的翻译方面提供参考.     

王阳明“误读”朱熹格物论之重思——基于心性之理与万物之理关系的考察

王阳明批评朱熹格物论“析‘心’与‘理’而为二”是否为误读,可谓众说纷纭。朱熹既然强调“心具众理”且“万理具足”,则即心求理应属可行,且足够穷尽世间万理,但他却要求学者一定去即物穷理,似有自相矛盾、心理为二之嫌。然而,朱熹的即物穷理实有心中性理须即物而显、万物之理乃心性所立两个隐微前提。心中性理须即物而显,故虽“心具众理”,而穷理工夫必于事物情境之中展开;万物之理乃心性所立,则虽即物穷索,而所求亦乃即物而显的心性之理。因此,朱熹强调即物穷理,同时也是彻底坚持了“心具众理”“心与理一”的原则。然而,相关前提在朱熹哲学中虽天然内具,却未充分展开,直至阳明哲学才被明确诠释出来,从而正式澄清了格物工夫中物理与心理的合一问题。抛开误读问题,朱熹哲学天然内具却未充分展开的内容,到阳明哲学则被明确诠释而大放异彩,可说阳明格物论是对朱熹格物论逻辑一贯的发展与完善。     

大学之道的古典哲思与现代诠释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是古典大学之道的哲学诉说。大学在科技与信息化加速发展的趋势下,凭借学科优势,以科学研究、立德树人、服务社会展现其对社会的责任与担当,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创新时代诠释。“三纲领”凝练了古典大学之道,“七证”之方求证了内明修养,“八条目”阐明了“亲民”实际学养,体现了古典大学之道的教育哲学内涵。大学之道的蕴意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映射其时代特点,并在本质属性上呈现守正出新的继承性,在继承中创新理念的创新性,展现了现代大学之道对古典大学之道的价值传承。科学技术时代,大学以其大智、大树、大爱履行社会职能,再释大学之道的古典哲思与现代诠释的完美结合,展现其“道”与“器”的一轴两翼,彰显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道器”交融,以“道器”相融对大学生进行价值引导,承担立德树人的时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