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夫妇之伦”观念的嬗变及其启示

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亦给近代中国"夫妇之伦"观念带来空前历史巨变。这种巨变始于明清"后理学"思潮,中经晚清维新主义者大力发明,后在辛亥革命时期被推向高潮。总结该观念的历史巨变,可以得出三点启示:其一,它表明近代中国批判君主专制与批判夫权独尊二者几乎是须臾不可离、并驾齐驱的;其二,近代中国妇女解放思潮作为近代中国人性启蒙思潮,是近代中国"救亡压倒启蒙"大潮中别具一格、不无另类的一道风景;其三,就其思想观念的资源而言,近代中国妇女解放思潮是"外源性"与"内源性"的兼综和统一。显然,这些启示无论是对认识"夫妇之伦"观念的变革,还是对认识整个近代中国思想观念的变革,都具有重要意义。     

就《推销员之死》的两个译本谈英语文学作品中人名的汉译问题

人名作为专有名词相对来说译法应该比较固定,可是长期以来对于人名往往还是译无定则.文学作品中人名的翻译虽然有一定的自由度,但这个自由度也应该以原作者的创作意图为前提.文章拟对《推销员之死》一剧两个译本中人名的翻译进行分析,探讨两个译本中人名翻译的得失,以期为文学作品中人名的翻译方面提供参考.     

论真德秀《诗经》评点的政教观

真德秀《诗经》评点的政教观以教化为旨归,强调心性涵养、“性情之正”是实现外在政教的唯一途径和手段,把文学价值取向引向主体心性修养,将审美触须深深地扎向人的心性道德,赋予了《诗经》以道德的规定性,这种政教观对后世文学产生了影响。     

大学之道的古典哲思与现代诠释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是古典大学之道的哲学诉说。大学在科技与信息化加速发展的趋势下,凭借学科优势,以科学研究、立德树人、服务社会展现其对社会的责任与担当,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创新时代诠释。“三纲领”凝练了古典大学之道,“七证”之方求证了内明修养,“八条目”阐明了“亲民”实际学养,体现了古典大学之道的教育哲学内涵。大学之道的蕴意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映射其时代特点,并在本质属性上呈现守正出新的继承性,在继承中创新理念的创新性,展现了现代大学之道对古典大学之道的价值传承。科学技术时代,大学以其大智、大树、大爱履行社会职能,再释大学之道的古典哲思与现代诠释的完美结合,展现其“道”与“器”的一轴两翼,彰显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道器”交融,以“道器”相融对大学生进行价值引导,承担立德树人的时代使命。     

王阳明“误读”朱熹格物论之重思——基于心性之理与万物之理关系的考察

王阳明批评朱熹格物论“析‘心’与‘理’而为二”是否为误读,可谓众说纷纭。朱熹既然强调“心具众理”且“万理具足”,则即心求理应属可行,且足够穷尽世间万理,但他却要求学者一定去即物穷理,似有自相矛盾、心理为二之嫌。然而,朱熹的即物穷理实有心中性理须即物而显、万物之理乃心性所立两个隐微前提。心中性理须即物而显,故虽“心具众理”,而穷理工夫必于事物情境之中展开;万物之理乃心性所立,则虽即物穷索,而所求亦乃即物而显的心性之理。因此,朱熹强调即物穷理,同时也是彻底坚持了“心具众理”“心与理一”的原则。然而,相关前提在朱熹哲学中虽天然内具,却未充分展开,直至阳明哲学才被明确诠释出来,从而正式澄清了格物工夫中物理与心理的合一问题。抛开误读问题,朱熹哲学天然内具却未充分展开的内容,到阳明哲学则被明确诠释而大放异彩,可说阳明格物论是对朱熹格物论逻辑一贯的发展与完善。     

工业共生研究综述

工业共生作为工业生态系统的重要特征和实现途径已经引起学者们的关注。然而,目前工业共生的理论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侧重于相关概念的阐释和理论平台的搭建,大致形成了工业共生链网结构、形成动因、网络治理和评价研究等几个方面。未来的研究应综合运用产业生态学、管理学、经济学相关理论及分析方法深入研究工业共生形成机理和稳定运行的规律性问题,由此为我国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生态工业园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