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清形势明确目标群策群力实现全省国税工作的新突破

一、总结成绩。正确估价去年全省国税工作。刚刚过去的200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的第一年，是新一届政府的开局之年，也是全省国税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国税事业全面发展进步的一年。成绩主要体现在八个方面。     

强化管理抓稽查 依法治税上台阶

2003年，宜昌市国税稽查局工作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精神为指导，认真落实国家税务总局“1+3”工作方针，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依法治税、强化稽查，坚持一手抓管理，一手抓检查，实现了两个转变、五个提高，稽查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2003年，宜昌市稽查系列共检查纳税户5321户，查出有问     

新形势下税务工作重心刍议

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税务机关是国家的税务行政管理机关，专门负责国家税收的征收管理工作，即依照法律法规或国务院依法作出的决定、命令等，实施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和补税等征收管理工作。随着我国现代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法制体系的不断完善，     

行评“回头看”要克服四种情绪

2004年，省纪委六次全会决定，将全省国税系统列入开展行评“回头看”的单位之一，这既是展示国税系统行风建设成果的机会，同时也是对国税行风建设是否巩固的一次检阅和考验。因此，国税部门要端正态度，脚踏实地，巩固行评成果，推动国税行风建设再上新的台阶。     

中国电力工业监管体制改革研究

基于对电力监管目的、监管内容、集中监管、独立监管、政监分离等电力监管理论的分析,在考虑中国电力工业监管体制历史沿革的基础上,本文首先分析了现行中国监管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政监不分、监管职能分散、监管低效、监管立法滞后以及监管机构人员构成不合理等问题。随后,结合电力监管理论分析,本文给出了中国电力监管体制要实行集中监管、独立监管、政监分离和加强对监管机构的监管的改革政策建议。     

困局中的乡镇财政——10省区20乡镇的调查

乡镇财政普遍建立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因为有了财政，乡镇政府的运行就有了一些新的特征，包括衍生的行为特征。90年代中期，在宏观方面分税体制的影响下，乡镇财政体制也发生了重要变化。现在的乡镇财政体制基本上是那个时候形成的。由于财政体制本身的变迁，也由于经济结构演进，乡镇政府的财政活动空前复杂。因此，研究乡镇财政的难度非常之大。     

从海南“省管县”谈起

海南可以这样做。不等于其他兄弟省份也可以这样做。因为海南毕竟是一个只有3．4万平方公里、820万人口的小省。即便是省级致府直接管理20个县市。也不存在什么管理幅度过宽的技术问题。     

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制度安排

以前联合国每年年底在讨论全球经济的时候，主要讨论两个方面：一个是世界经济，主要讨论美国、日本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第二个是区域经济，讨论中国、印度之类的国家。从去年开始，我国经济已经升格了，联合国去年讨论世界经济的时候，已经把中国包括在内，也就是说我国的经济增长已成为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不仅仅是区域经济的问题了。     

压力型体制、生计模式与产业扶贫中的目标失灵——以黔西南L村为例

立足于西南民族农村的产业扶贫实践,从基层政府压力型体制下的行为逻辑和少数民族文化特质下型塑的生计模式角度,探讨了产业扶贫政策的运作逻辑及困境成因.指出基层政府面临着精准扶贫考核上的短期性要求与产业扶贫长期性之间的矛盾张力,出现了对政策的变通式执行,优先考虑能否达到贫困户精准脱贫的数据指标,贫困户能否真正脱贫成为次要考量.西南民族农村长期以来形成了一套嵌入于当地社会文化系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他们追求的是农业生产能服务于家庭生活和社会文化需求,而市场化导向的产业扶贫政策难以与少数民族农户地方性的生计方式相适应,使得产业扶贫政策遭遇到民族农村传统生计模式的排斥.     

基层各扶贫主体的互动机制、困境及对策——基于豫北Z村的精准扶贫实践

扶贫开发是一个从中央到村庄"一竿到底"的系统工程,治理目标逐级行政发包,最终的实践执行者就在以县为主导的基层体系内。能否实现"精准扶贫"的关键在于基层各扶贫主体的互动样态。研究发现,基层扶贫主体可概括为乡镇驻村工作组、县直帮扶责任人、第一书记及村两委四大类,各扶贫主体的扶贫动力主要来源于两个层面,既包括自上而下的体制压力,又涵盖自下而上的村庄"倒逼机制";其互动机制表现为合作中的"策略主义"及压力考核下的"避责"逻辑,这与精准扶贫实践形成一种"互构"。另一方面,在分析精准扶贫实践的困境基础上,文章认为应突出第一书记在基层扶贫实践中的"桥梁"功效,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发展乡村旅游,营造扶贫帮扶的"造血"能力,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产业扶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