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言”“二拍”看晚明之徽商

“三言”“二拍”相对集中地展示了徽商的生活状况、价值观念及社会大众对其态度的变化.晚明时期,传统的四民关系备受挑战.政治源于经济的天然属性使徽商在资本富足的情况下为了更好地逐利而追逐更高的社会地位.为此,徽商从壮大自我、交好官府、改善形象等方面作出了不遗余力地努力.     

徽派民间家具设计事理研究

徽派民间家具主要分布在徽州古民居内的厅堂、卧室、书房和学堂以及祠堂等地方。这些分布在不同场所里的家具的设计，既实现了家具的必要功能和符合程朱理学的礼教要求，又照顾了个人的审美需求。在家具设计的过程中，徽商居于主导地位，文人是家具符合程朱理学思想的捍卫者，而匠人使家具的设计具象化和物质化，通过他们的共同参与，完成了作为人...     

“学而优则贾”与“贾而好儒”——明清晋商与徽商不同价值观之探究

明清时期,中国商业达到了顶盛,其中晋商、徽商最负盛名,成为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然而两者在价值观上却有明显的差别：晋商＂学而优则贾＂、微商＂贾而好儒＂。不同的价值观源于其不同的民俗民风、历史条件以及与官府的紧密程度。     

晋商徽商兴起原因之比较研究——从地理环境看其相同点

地理环境是社会物质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它对地区发展模式、区内人口谋生手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生存环境、地理位置、物产资源都是潜在的决定因素。研究晋商徽商兴起之原因，就可以清楚地发现这一规律。     

上海嘉定徽商与三官信仰——以明清时期上海嘉定三官庙宇的分布走向为例

在上海嘉定区明清时期三官庙宇地理分布基础上,探讨徽商与三官信仰分布走向的关系,可以看出上海嘉定区的三官信仰是徽商在与其他商帮的竞争下,借助历史上对三官大帝的不同诠释,而形成的属于嘉定的三官信仰圈。在这一过程中,其他商帮如闽商粤商将三官信仰带到嘉定,而徽商以换实不换名的方式将其推向嘉定的普通百姓。     

大哉徽商 之买卖机关

投牙行（旧时城乡市场中为买卖双方说合交易，并抽收佣金的商行或牙商同业组织）三相：相物、相宅、相人。入座试言：言直、言公、言诈。物古不浪，老实节俭；宅新而换口致，奢华之人；鹑衣百结，贫穷之辈；异装服饰，花子之流；礼貌谦谀，心中叵测；起座真率，面亦无阿；问价即言，大都不远；论物口慢，毕竟怀欺。     

近代徽商地缘网络研究——以上海同乡组织为例

近代，扬州衰落，上海成为徽商最大的聚集中心。徽商在上海多个行业中都有重要影响，构建成庞大的徽商网络。在血缘关系构成的宗族组织之外，由地缘关系构成的同乡组织在徽商网络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徽商同乡组织通过举行祭祀、联欢祈福、捐助公益来加强彼此间的联系，用团体力量维护徼商权益，也有效地凝聚了微商的向心力，强化了徽商的团体意识，在动荡的岁月中维持了长期的经营。     

明清徽商发展与儒学的变化

商人阶层的崛起是明清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方面发生的一系列变革中较为突出的特点。作为明清商人群体的典型代表,徽商的发展对明清儒学产生了深刻影响：由于徽商的竭力宣扬和践行,不断调和义利关系和贾儒关系,不仅使明清儒学中义利之间的紧张关系得以改善,还推动了新四民观的建立;而徽商将儒家学术自觉落实到具体的经商和社会实践中去,并打通贾儒之间的联系,以实现儒学＂由儒及贾＂的下移的行为,则进一步推动了明清儒学的世俗化发展。     

徽商文化与高职商科院校校园文化的融合——以安徽部分高职商科院校为例

徽商文化是古徽州商人在长期商业活动中形成的具有地域特色的商业文化,至今影响深远.将徽商文化与高职商科院校校园文化相融合,对高职商科院校人才的培养和健康、和谐、富有特色的校园文化的培育都具有重要意义.可以通过“进出”结合、主题活动、专业教学、校园文化建设等途径实现徽商文化与高职商科院校校园文化的有机融合.     

徽商和晋商之比较研究

徽商和晋商二者之间在商业道德、政治态度、历史结局三方面既具有共性,也有相异之处,即对儒与贾的认识、对财富的认识不同。通过比较研究徽商和晋商的异同得失,总结其兴衰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