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与儒学——以明清甬商、徽商、晋商为例

以明清甬商、徽商、晋商为例,分析商人与儒学的关系。三地儒学各有特性：浙东学术张扬人的主体精神,强调经世致用;朱子之学强调＂理＂与＂礼＂,主张于书本求索;傅山之学强调＂因时取济＂,博杂而无所统系。三地商人对待儒学态度不同：甬商对浙东学术不即不离,徽商对朱子之学过于沉迷,晋商对傅山之学过于疏远。三地儒学对商人影响有别：浙东学术影响甬商是隐性的,朱子之学影响徽商是显性的,傅山之学影响晋商是微弱的。     

明清徽商妇社会分工的商品化倾向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愈益繁荣,商人阶层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士农工商”的传统阶层界限被逐渐打破,商人享有的权利比以往更广泛。徽州作为传统中国社会的一个典型的区域,随着徽商活动领域和范围的不断拓展,家中日常琐事几乎都由徽商妇人来完成的。同时,徽商妇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不再仅仅是传统的家庭角色,男耕女织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她们与商品市场联系更加密切,其劳作的各方面都受到市场需求的支配。     

明清寓浙徽商与长三角运河城镇兴盛

徽州地处苏浙南北交往的要冲,富商大贾多活跃于其中,长三角成为寓浙徽商的商品交流中心。长三角城镇经济的兴盛也对寓浙徽商的兴起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寓浙商人在进行商业活动的同时,还将徽州文化传播到了长三角,将商业资本转化为精致的文化创造,促进了运河城镇文化发展;寓浙商人积极与地方名流进行互动,“无商不富”观念深入人心,重构了运河沿岸城镇空间和城镇社会关系网络。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运河城镇经济的发展、丰富了运河多元的文化生活,谱写了长三角多彩的文化历史画卷。     

对徽州徽商徽文化的再认识

黄山市昔称徽州，所属各县各有方言，互相听不大懂，却又有一种无以名之的徽州腔，初次见面便可辨识同乡。徽州人有徽州情结，有机会就喜欢说“我是徽州人”，颇有引为自豪之意。离乡越远，时间越久，越是浓烈。1979年秋，阔别四十多年后我第一次回到屯溪，正年临花甲，最使我感到亲切、欣喜、愉快的是满耳乡音，徽州话，不同的徽州普通话。我马上想到“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感到没有过的享受和体验。可惜当时还在工作，匆匆而来，又匆匆地走了。改革开放后条件方便了，离休后时间充裕了，我又回来过几次，可惜由于种种原因，仍然是来去匆匆。     

徽商的生活情态与价值观念──从明清小说看徽商存在

明清一批徽商小说突破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传统模式，艺术地写照了徽商的商贸活动、生活追求与价值观念，显示了徽商的存在价值。小说以或真或幻、亦庄亦谐的笔法揭示了边商、盐商、典商等徽商的发财之道，宣传了经商赚钱天经地义的商人哲学。小说再现了徽商久涉江湖、婚外恋多的生活实相，反映了徽商不重名分重情分的情恋观。徽商的价值观念迥然有别于传统的封建价值观念，它提倡商贾为第一等生业，以谋利多寡定个人身价；它信奉金钱万能，又向往官府至尊，故特别注重兴校办学，化贾为仕，官商一体；它还鼓吹发财第一、个人至上的道德观。这批徽商小说推动了明清市民文学的高涨。     

徽商的诚信观

徽商的诚信观郭振香（安徽大学哲学系合肥２３００３９）关键词徽商诚信活跃于明清经济舞台上的徽州商帮，由于它孕育于在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氛围之中，又直接来自于儒风盛行的徽州地区，所以徽州商人身上往往不免刻有“儒”的印迹，他们不仅能“审积著，察低昂...     

改良与重塑：20世纪30年代皖南红茶运销中的制度调适

20世纪30年代,皖南地区先后推行红茶合作运销与统制运销,二者在本质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即在政府主导下通过成本控制、金融扶持、集中运输以及革除贸易积弊等系列措施,从制度上减少商业资本对茶业利润的过度分割。运销改良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中国茶业下层农商在出口贸易中的话语权与盈利能力,打破了近代中国茶业由来已久的“产、制、销”失衡的结构性困境。在近代中国茶叶产业升级滞后的背景下,运销改良的意义更多地体现为对茶叶外销制度与路径的变革,是一次增强华茶国际市场竞争力与重塑近代中国茶叶贸易制度的积极尝试。     

作家回乡

二十年后，从淮源走出去的张郎，头顶着作家和徽商的光环衣锦还乡，据说携三亿元人民币回乡投资办厂。汪县长和招商局张局长得知消息，在郁金香大酒店设宴招待这位营日的学生。     

我市田雨农先生获得中国茶文化研究员资格证书

休宁县临溪中村的原临溪党校。是有名的徽商吴怡德家的大宅院。据说他年轻时就到苏州做颜料生意。赚了不少钱．1919年回家做了这堂新屋。新屋的图纸是苏州有名的设计师设计的。主要材料也是从苏州买来的。建房花了三年时间。耗资七万银元，其规模之大在当地是少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