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与道德的形上关系及其生态和谐律动

20世纪中叶以来,科技发展带来的一系列负面效应迫使人们开始认真反思科技与道德的关系内核。以辩证审慎的思维态度透视科技与道德的形上关系视域,会发现科技与道德的结合在当今时代具有必要性与必然性。科技与道德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分别存在合理性限度,合理应对科技创新带来的道德缓进不适以及道德对科技发展所保有的理解和宽容态度尤为重要,科技与道德以一种“适度的张力”实现生态沟通与和谐律动。     

朦胧诗的接受限度与先锋的宿命——以舒婷为中心的考察

1980年代主流文学史在接受并经典化舒婷诗歌的同时,夸大的是与时代和主流达成的某种妥协,而忽略和压低了其内蕴的反叛性,这造成了对舒婷诗歌的某种误读。由此,舒婷成为"没有先锋性的先锋诗人"。这一结果是1980年代先锋艺术由边缘进入主流话语言说场域的宿命与无奈。     

论道德的信仰本性

依照对道德广义和狭义的理解 ,信仰都是道德的内在要求。道德需要信仰支持是由道德的结构特征决定的。当信仰对道德的支持超过限度 ,则会走向道德的反面 ,陷入非道德甚至反道德的境地     

简论新刑法典对正当防卫的修改

我国1979年刑法虽然确立了正当防卫制度,但规定得比较原则和笼统,使得在司法实践中对正当防卫的限度很难把握.新刑法典对防卫制度作了有益的修改,进一步明确了正当防卫制度的概念和构成要件,增加了正当防卫制度的可操作性,保护了被侵害者的合法权益.     

自由限度·个人意见·个性发展——密尔个人自由思想的三重奏

密尔自由观的最大特色和突出贡献就在于他紧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对个人自由限度、个人意见自由、自由个性发展进行了系统全面深刻的逻辑论证,突出了一个不受任何力量干预的私人生活空间里的绝对个人自由。与古典自由观的理性建构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基础不同,密尔自由观的理论基础是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密尔的自由思想,由于其片面的深刻性,为推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支援意识和思想资源。     

理解的张力--论文本解释的空间与限度

哲学史不仅反映了人类思维和认识发展的历史,而且也是每一代哲学研究者通过对哲学文本的解读而不断获得自身理解的历史,因而对于文本的解释是哲学研究中重要的一环。然而在文本解释与哲学的自身理解之间却始终存在一种理解的循环,一方面,文本的解释奠基于哲学的自身理解;另一方面,哲学的自身理解也有赖于对于文本的理解和解释。     

论荣辱心

乐于得到荣誉而羞于得到耻辱的荣辱心是个人在其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荣辱心的强弱,主要与物质条件、文化程度、社会评价、制度安排四个因素有关。荣辱观是荣辱心的向导,最基本的荣辱观是:以违背底线道德为耻,以践履美德为荣。荣辱心不但能促使我们自觉地遵守道德,还是我们成就事业的强大动力,并能让我们的生命获得不朽。对荣辱心的运用要注意把握三个限度:不要过分在意他人的褒贬;不要让荣辱心变成虚荣心;不要把荣誉当作目的。     

论中国古典戏曲悲剧精神的伦理道德烙印

中国古典戏曲的悲剧精神是研究我国古典戏曲的一个重要环节。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熏陶渐染下,古典戏曲的悲剧精神带着深刻的伦理道德烙印。在伦理道德的规约下,悲剧人物以“忍耐”为特征,悲剧冲突因此被消解、淡化,悲剧的结局也充满“团圆之趣”。悲剧精神使中国的悲剧带有了独特的艺术品格,在世界的悲剧文化中自成体系。     

《鹿鼎记》中粗俗语的可译性限度

武侠小说《鹿鼎记》塑造了很多性格鲜明的人物,他们的语言极富特色,尤以其中的粗俗语为典型。然而在其翻译的过程中,可译性限度的存在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和阻碍。为了探索文学翻译中粗俗语的可译性限度,以《鹿鼎记》英译本The Deer and the Cauldron为个案,分别从形象内涵、感情色彩、人物性格及作品风格四个层面切入,初步探讨影响粗俗语可译性限度的因素。研究为文学作品中粗俗语的翻译提供了借鉴。     

论社会公正与个人自由的内在关联

社会公正与个人自由之间并不是相互排斥的消极关系,而是具有深刻的积极的内在联系。一方面,人本身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就是一个公正的社会最后的目的,为了社会公正大可不必牺牲个人自由;另一方面,个人自由又必须以社会公正为边界,也就是说个人自由需要社会公正来进行合理的限制和有力的范导,唯其如此,个人自由才不至于变为任性妄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