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治“霾气候”的社会经济学方式

霾污染的形成和扩散，与以高增长为主题的经济发展方式正相关。治理霾污染的根本之法是改变经济发展方式，这需要经济学的引导。为此，经济学应遵循生境法则，使之成为引导经济活动促进“自然、社会、人”共生的生境经济学。以资源限度论为认知指南，生境经济学引导社会采取经济方式治理霾污染，应以减排为起步，以恢复大地自净化功能为重心，以建构可持续生存的经济发展方式为路径。其宏观方法是引导社会构筑节省、俭朴、经久耐用、维修新用的经济生产—消费方式，使之成为恢复生物多样性的社会动力；并牵引大中城市从规模建设向功能—导向发展方向转型，促进社会保护乡村、建设乡村、发展乡村。     

当代欧美"政治素人"的兴起根源与影响限度

“政治素人”的兴起是当今欧美政坛令人瞩目的政治现象，也是理解欧美国家治理困境的重要切入点。大多“政治素人”在问鼎权力巅峰前，既非主流政党领袖，也非议会核心要员，普遍缺乏从政经历和治国经验。欧美国家的治理危机是“政治素人”兴起的经济社会根源；选举中的情感动员和底层叙事是“政治素人”兴起的政党政治成因。“政治素人”的兴起为欧美政坛带来新鲜空气。但是，选举与治理是两码事，上台执政的“政治素人”既无法突破西方民主的制度窠臼，又缺乏治国理政的经验能力，而且容易引发欧美政党政治的混乱无序。承载求新变革梦想的“政治素人”,难以推动欧美国家摆脱治理困境。     

继承与创新：沃尔兹新现实主义理论定位再探讨

肯尼思·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是国际政治研究的里程碑,但学界对这一里程碑含义的理解可能存在偏差。这一理论不是国际政治研究科学化的起点,而是对古典现实主义核心论点的历史性再诠释。沃尔兹和其他古典现实主义者一样认为人的理性能力存在限度,相信实力对比是进行利益划分的客观依据,劝告政治家遵行责任伦理。古典现实主义者与沃尔兹之间的差异并没有想象的大,古典现实主义者也强调安全,他们发现国际政治中存在着安全困境,追求过多权力会导致不安全,国家追求权力应适可而止。古典现实主义者还发现世界政治中因果关系非常复杂,事件的结果绝少和当事者的动机一致,“事与愿违”是政治中的常态,这与沃尔兹强调的“系统效应”相似。新古典现实主义者试图将沃尔兹的理论进一步科学化,他们希望结合结构变量与单元变量,提出更科学的理论解释、预测国家的行为,这不仅误解了沃尔兹,也背离了现实主义传统。     

论差异性社会的社会逻辑

如果说逻辑是现实世界规律的抽象表达,那么"社会逻辑"就是社会运行的现实统治者,即社会结构、社会控制和社会运行等的"内在规定性".差异性社会重建公共生活、否定同质生活的社会理想,决定着差异性社会不同于同质性社会的社会发展道路,"公共共同体"已成为"社会结构"的内在要求.差异性社会不同利益集团的真实存在,决定着差异性社会的"社会控制"的特殊性,只有通过"权利划界",把不同的权利规约在各自的领域,才有可能促成差异性社会的差异性和谐.同时,差异性社会应该限制差异的扩大,这种对资本创新能力的限制(即"限度差异"),既是差异性社会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标志,也是差异性社会良性"社会运行"的保障.     

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制度探析

人民法院审查抽象行政行为是近年来行政法理论和行政审判实务中一个较为热门的话题,尤其是各种版本的《行政诉讼法》(专家修改意见稿)的相继问世,更激发了人们对此问题的研究。在中国现有制度框架下,人民法院在审查抽象行政行为的方式上,适宜于采用间接附带审查;在审查范围上,仅仅审查规范性文件,而将行政法规、行政规章排除在外;在审查限度上,只作合法性审查,对于其中的合理性问题,属于行政机关的裁量范围,法院应当给予尊重。     

理性与理性化进程--解读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化"

韦伯对于理性和理性化的分析,反映出他提出理性的基本原由是整个社会理性化的不充分和不完备.以此为视角,作者重新对韦伯的"理性化"概念的内涵和西方社会"理性化"过程进行了简要分析,在此基础上认为,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面临的仍是"理性化"的不足.因此,我们应该坚持"理性化"的进程,健全理性化的经济生活秩序、法律体系和组织管理体系等,这是我们走出和避免陷入后现代理性彷徨的一条重要途径.     

劳工NGO对农民工权益保障的价值和限度

在当代中国,政府无论是对劳资事务的监管还是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行动,存在许多局限性,均会出现政府失灵的问题,它需要劳工NGO予以回应。而劳工NGO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尤其是其人性化志愿服务能有效地为农民工提供社会网络支持、情感支持,提升其法律意识,降低可能的暴力维权行动,这对政府劳资事务治理和实现社会稳定有积极意义。但现行非政府组织政策环境限制其参与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活动,同时,劳工NGO大多缺少合法身份和资源,制约其与政府良性互动,降低其作用的发挥。     

从霍译本《红楼梦》看语言与文化的可译性限度

《红楼梦》被称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对译者来说其翻译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由于不同民族的语言与文化具有共性与个性,从而形成了翻译的可译性限度。本文根据包惠南先生的分类,从语言与文化的不同层面探讨霍译本《红楼梦》翻译中的可译性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