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议制立法的有限性及其补正——兼论第三部门的立法参与功能

代议制立法的有限性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代议制立法活动之产品的法律制度的有限性,二是代议制自身作为一种间接民主的立法制度的有限性.前者在根本上乃是法律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矛盾体现,而后者则与代议制立法活动所尊奉的多数原则密切相关.在诸多论者为代议制立法提供的制度助益方案中,都透现着间接民主作为一种复合式的民主原则所需要的内在机制,即讲求程序和中间层次,重视市民社会的利益聚合功能和意见整合功能.第三部门对国家立法的积极意义,不仅在于能够将社会成员零散的利益需求集中为一定程度的普遍性意志主张,更在于其针对立法展开的意见交往活动作为一种非正式的民主立法程序能够使国家立法获致更完整的形式合理性和实质正当性.     

论史传对古典小说的浸润——以《左传》为例

作为最早成熟的史传作品,<左传>对古典小说产生了明显影响.<左传>高超的志怪艺术及其从中表现出来的开创性描写,给后世志怪小说以直接启示,使它成为后世志怪小说的重要渊源.<左传>还是古典小说重要的素材渊薮,一些古典小说在素材的选取上与<左传>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其中许多情节就明显地借鉴和模仿了<左传>.许多由<左传>开创的叙述手法如"记言中断法"、化实为虚法、行人辞令艺术等,也被古典小说很好地继承.     

方志史上的细节关注与史实还原——《新安志》编纂历程考辨及其意义

在南宋孝宗时期,《新安志》的编纂历经罗愿复得《祥符图经》之前、之后及赵不悔知徽州三个阶段。而罗愿的修志准备,最迟从乾道五年(1169)作《附汪王庙考实》已经开始,至乾道九年赵不悔知徽州后,全面展开,并于淳熙二年(1175)修成。因此,《新安志》的编纂历时数年,甚至更长一些,淳熙二年只是个修成的年代,而不是开撰的时间,更不是在这一年内完成的。这有助于反映《新安志》编纂的完整历史,并且透露出罗愿修志的观念和目的,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小说可以“观”——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观念考

"诗可以观"是儒家对<诗>之功能的经典阐释,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家在时代语境下运用"观"之诗学理论建构起了自己的小说观念,以适应小说传播的需要.志怪小说观念建构根植于儒家尚"学"的精神传统.     

司马相如赋作失志情感论

司马相如创立的汉代大赋被认为是对西汉盛世的颂美之作,但从辞赋的抒情传统、西汉文人普遍的境遇以及司马相如自身的遭际来看,在司马相如的盛世颂歌里还有一种无法掩藏的盛世文人的失志之悲与幽怨情怀。     

蒲松龄志怪小说与艾伦·坡哥特式小说之比较

蒲松龄以《聊斋志异》表自己的“寄托”和“孤愤”之情,艾伦·坡则用哥特式小说服务于作品的艺术效果。在主题上都是揭露和反映现实的黑暗与丑恶,表达作者对理想的渴望与追求。艺术上各具特色,蒲溶文言与民众口语于一炉,使作品精炼、含蓄而又生动、形象、有趣;坡围绕故事预期的效果精挑细选词汇。蒲的题材包罗万象;坡的题材集中于怪诞与恐怖。蒲善长刻画人物形象和心理;坡只注重人物的心理,人物形象模糊     

佛教因果观与六朝至初唐志怪小说

中国志怪类小说脱胎于古代神话,到了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才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小说类型。与此同时,于汉末传入中国的佛教也逐渐摆脱了道教的附庸地位,开始正式在中国社会宣传自己的宗教思想。而佛教观念中最基本的因果观,随着佛教的传播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反映在小说中,即是志怪小说中出现了大量宣扬因果报应的故事。佛教因果观不仅为六朝以后的志怪小说提供了新的素材,而且其思想还深入到了小说的叙事逻辑结构之中。     

试论《世说新语》中的“反面女性形象”

鲁迅先生称之为一部名士底教科书的《世说新语》是魏晋南北朝志人小说的代表作,其中涉及的人物有五六百人,在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中,女性也因魏晋这样特殊的时代而独具     

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谬误举要

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是一部专门研究十六国地理的著作，但该作谬误甚多。本文分误入境外郡县、州郡县统属错误、部分郡县失载、同一地前后重出、引证史料错误和史料所系郡县错误等方面举例述其谬误所在，以便于更好地参考利用此书。十六国疆域研究的难度较大和洪亮吉对史料缺乏考辨，是《十六国疆域志》中舛误甚多的主要原因。     

表演艺术入门三部曲

通过个人潮剧戏曲教学实践，试论基训课与剧目教学相互之间的教学关系，强调基训课与剧目教学的重要性以及剧目教学选择的针对性。讨论如何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能做到基训课与剧目课有机的联系起来，从而提高表演技巧。